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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八月质冰外镇，原来曾是上下游争夺焦点的江州落入庾冰之手。庾翼、庾冰使荆、江联为一气，分陕之势更重。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趁此机会，把荆、江二州拆开，使谢尚为江州刺史，以图抑制在荆州的庾氏。但是庾翼针锋相对，抢先下手。他“还镇夏口，悉取冰所领兵自配，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事见《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这是庾氏对谢尚的强力抵制。谢尚在江州无立足之地，只好后退一步，还镇历阳为豫州刺史。以前谢尚曾为历阳太守，历阳是他熟悉之地。自此，谢氏遂得列为方镇，并且成为屏藩东晋朝廷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东晋方镇的重新组合，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在权力方面的再分配。琅邪王氏自王允之死后，已丧失了竞逐的力量。颖川庾氏以庾亮之死为分界线，也越过了其家族发展的顶峰。庾翼倡言北伐，气势颇盛，但色厉内荏，“议者或谓避衰”③。庾冰外镇，意在助庾翼保存上游地盘，而非重在开拓。王、庾力量既然都处在衰落之中，不足以应付纷坛的世局，势必有其它士族应运而起。桓、谢就是此刻同时兴起的两家士族。桓、谢二族在朝均无族党为援，尚无破坏士族门户势力平衡的危险，这是中枢及其它士族愿意让桓、谢二族填补上游方镇之缺的重要原因。
东晋之时，官职清浊问题虽已出现，但还不像南朝那样严格。士族子弟可以胜任武职，出守边郡，这足以表明士族还是具有活力的社会力量。谢尚在出刺豫州之前，已有一段戎旅生涯。他先以清显的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江夏等郡均在江、汉以北，不时有后赵军队骚扰。所以康帝建元二年有诏谓“［谢］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位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见《谢尚传》。推敲此诏，可知此时士族子弟愿辍清显之官以事军旅，毕竟已非常见。谢尚有此经历，为朝廷所重，所以朝廷于庾冰死后用他与庾氏争夺江州；争夺江州不果，又用他为豫州刺史以为京师南藩。谢尚由江州转为豫州，据《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南豫州条，在永和二年①，自此至升平元年谢尚死为止，凡十二年（346—357年）。继谢尚为豫州者，为谢尚从弟谢奕（357—358年）和谢万（358—359年）。在此期间，豫州是谢氏家族地盘，是谢氏家族得以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
谢尚曾配合殷浩北伐，进兵中原，于邺城得传国玺，又于寿春采拾中原乐人以备太乐，这在当时都是大事。谢尚还数度被徵，供职京师①。桓温曾赞许他“入赞百揆，出蕃方司”②，也就是有入相出将之才，并于北伐平洛后请谢尚进驻洛阳，抚宁黎庶，谢尚以疾不行。表面看来，桓、谢彼此还得相安，其实自殷浩被桓温废黜以后，谢尚就是桓温发展势力的最大障碍。桓、谢矛盾时有表现。桓温请谢尚以本官（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军事，未尝不可理解为桓温调虎离山的一着，所以谢尚不应其请。
继为豫州刺史的谢奕、谢万，与兄谢尚有所不同，俱以放达为高，《晋书》本传赞谓“奕、万虚放”是也。谢万尤非将才，本传谓其刺豫州时，王羲之曾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其时谢万愆失尚不显著，桓温没有理由加以贬易，所以未从王羲之之言。谢万“矜豪傲物”，本是人所共知。《王羲之传》羲之遗万书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谢万无自知之明，亦不察上下游的形势，卒以对北用兵不当，兵败逃归，授桓温以柄，被废为庶人，谢氏至此不得不离开豫州。谢万致败之由，据《世说新语·品藻》，司马里谓为“失士卒情”，郗超谓为“欲以率任之性区别智勇。”看来是谢万的简傲引起了士卒的哗变，促成谢万的失败。
谢氏在豫州十余年，树立了谢氏家族的威望，发展了谢氏家族的势力。我们只须指出以后谢玄赖以组成北府兵的刘牢之之父刘建就是谢氏豫州旧将一事，即可说明豫州之任对谢氏家族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时期，谢氏以豫州势力维持着上下游的平衡和各士族门户的平衡，特别是在桓温坐大的条件下使东晋各种力量和平相处，使东晋政局得以维持平静，作用是显著的。
自从桓温和谢尚分据方镇以后，桓、谢两个家族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谢氏不少人物曾居桓温军府之任，这是桓、谢家族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桓温司马，在温坐岸帻啸咏，桓温呼为“方外司马”。谢奕子谢玄曾为桓温掾及桓豁司马。谢安亦曾为桓温司马，时在升平四年（360年）八月，谢万已被废黜，谢安已年逾四十。谢万被废黜，谢氏家族结束对豫州的统治，此事当出于桓温之意，因为取得豫州是桓温的宿愿，而废黜又是桓温此一阶段压倒对手的重要手段。我以为桓温促成谢万之废，意在摧毁谢氏实力的基础。谢安出仕仍不得不经由桓温军府，不是谢氏出仕没有其它途径，而是欲借此表示谢、桓通家之谊，消除谢万被废而出现的家族之间的紧张状态。
桓、谢关系，可注意的事情还有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如果考虑到简文帝死后谢安在阻止桓温篡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淝水之战前后谢安与桓冲的既有冲突又有妥协的关系，考虑到压平桓玄的北府兵创始于谢玄这样一些事实，我们说桓、谢二族关系直接或间接影响东晋政局长达半世纪之久，是不算夸张的。
谢氏兄弟豫州之任，是谢氏家族在东晋发展的第二阶段。
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谢安本来高卧东山，表现无处世①意。《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谓谢安“六七年间徵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但当谢万废黜之后，谢安却邑勉从桓温之命，以图仕进。关于此点，王仲荦先生已注意到是为谢氏门户之计②。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士族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这也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论“计门资”还要同“论势位”相联系③。谢安未仕时名望在谢万之上，但是保障谢氏家族利益主要不是指靠谢安的名望，而是指靠谢万在豫州的势位。所以《谢安传》说，安妻刘氏“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④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这就是说，谢安在屡辞徵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所谓高卧东山，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
谢安由于门户利益而改变不仕的初衷，这在其时的名士看来，不能不是一种惭德，有许多人对之表示责难和讽刺。《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条谓谢安出仕，中丞高崧送于新亭，乘酒戏安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于卿何？”谢安笑而不答①。同书同篇“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桓温问谢安，远志何以又曰小草，“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②谢甚有愧色。”以谢安出处为嘲，所讽者不仅是谢安个人，而且是谢氏家族。
谢安老谋深算，对于谢氏门户利益，不能不是思之再三的。当谢尚等在豫州之任时，谢氏门户有靠，无陨越之虞，谢安自可矜持不出以图名誉。谢奕“立行有素”，继谢尚为豫州刺史，还可以勉力维持。谢奕以下，以次当代者为谢万③。谢万虽有才气，但“善自炫曜”，缺乏居方面之任的器识与才能，见前引《谢万传》及《王羲之传》。所以谢安为谢氏门户计，汲汲于扶持谢万，随在谢万身边以求匡正，唯恐谢万有失，影响谢氏门户利益。
谢万刺豫州之前，曾为吴兴太守，其时谢安即随弟万赴官。《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谢万作吴兴郡④，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头扣屏风呼万起。”谢万赴豫州之任，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