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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
《世说新语·方正》：“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衷〕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案，琅邪阳都诸葛氏为汉魏旧姓，鼎立时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为将相，家族至晋不衰。晋元帝以琅邪王入承大统，诸葛恢为琅邪国人，随晋元帝过江，地位亲显，所以拒绝与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为婚。
陈郡谢氏谢裒随兄鲲过江。鲲死于太宁元年（323年），葬建康城南石子冈①。石子冈，三国孙吴时期以来是乱葬之所。据《三国志·吴志·妃嫔传》，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格传》，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尸投于此冈。又据《搜神记》卷二“石子冈”条，其地“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谢鲲既葬于石子冈，说明其时谢氏家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①。永和元年（345年）诸葛恢死。其时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所以谢衷子谢石始得娶诸葛氏小女。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裕）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案，陈留阮氏汉魏旧族，世所知名。阮裕族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记室，军国文书多出其手。阮瑀子阮籍，名列竹林。阮氏族中阮瞻、阮孚，与谢万从父谢鲲同好交游，阮裕复与谢万兄弟多有来往，曾问《四本论》义于谢万，又在会稽与谢安同时违诏不应徵聘。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地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知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王弘，出琅邪王氏）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谢晦，荀伯子妻弟）之徒，不足数也。”案谢氏自谢万兄弟辈以后又经历了三代的发展，根基更为深广，但是旧族仍不为礼。这是旧族以“冢中枯骨”自傲，死不承认士族门户发展现状的突出表现①。
谢氏家族人物由晋至宋，屡有受旧族歧视之例，其历史背景究竟如何呢？
谢氏家族历史，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谢鲲祖缵，魏典农中郎将。关于谢缵，《晋书》只此一见，而《三国志》无闻，很可能是起自寒微，不为世人所重。谢鲲父衡，仕于晋武、晋惠之时。谢衡官守，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为守博士（《晋书》卷二○《礼志》中），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为国子博士（《晋书》卷四○《贾谧传》），旋迁国子祭酒（《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元康中擢太子少傅②，太安元年（302年）为散骑常侍（《晋书》卷二○《礼志》中）。谢衡学识，《谢鲲传》谓“以儒素显”；《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始渡江”条注引《晋阳秋》谓“晋硕儒”；《晋书》卷五一《王接传》谓“博物多闻”。谢衡的学识和官守是一致的，以儒学为宫，遂以显名。见于《晋书》卷二○《礼志》（中）、《宋书》卷一五《礼志》（二）以及《通典》卷八九、卷九○的谢衡资料，均为议论丧服之文。谢衡学行是笃守传统的儒宗，看不到一点元康名士的玄学气习。这样的人，显然不会为时所重，为士流所倾心①。
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机大体是：一，两晋之际，谢鲲由儒入玄，取得了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谢鲲其人，于放浪中有稳健，并非完全忘情物外，这就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二，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三，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
现在，按谢鲲、谢尚、谢安三个阶段，依次分析如下。
谢鲲生卒，约当晋武帝太康元年至明帝太宁元年（280—323年）②。《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谓鲲好《老》、《易》，能歌，善鼓琴，“弱冠知名”。谢鲲弱冠之年，已在元康之末，据《群辅录》，谢鲲为中朝“八达”之一，属元康名士的后进之辈。西晋末年，士族名士一般都是求仕于并且受制于宗室诸王。后进名士而又缺乏家世背景的谢鲲，不可能为诸王所看重。长沙王又不礼谢鲲，曾执之欲加鞭挞。后来谢鲲被辟于东海王越府为掾，一度以小故而被除名。谢鲲屡受屈辱，士族名士王玄、阮修均为之叹恨。永嘉之初，谢鲲避地豫章，曾为王敦长史。谢鲲弟裒，成帝时为吏部尚书①。
谢鲲学行，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渐入元康玄风，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当于庾之于颖川庾氏，桓彝之于谯国桓氏。谢鲲与桓彝一样，江左入“八达”之列。谢安曾谓谢鲲“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见《世说新语·赏誉》（下）。这是谢安美化先人之语。竹林放达，有疾为颦，元康效尤，无德折巾，东晋戴逵所论如是。永嘉以后出现的“八达”，是元康名士的孑遗，比之七贤，求貌似亦不易，“把臂入林”更无从说起。这是时代使然，不能不是如此。可是，谢氏若无此由儒入玄的转化，就不能进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无从提高，更不用说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所以谢鲲追随元康名士，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
谢氏与桓氏一样，其家族地位上升，由儒入玄虽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世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持士族门户势力。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事功。桓彝参预平王敦之乱的密谋，又死苏峻之难，事功可观，已见前章。谢鲲事功不及桓彝。但他为王敦长史时目刘隗辈为城狐社鼠，曾劝阻王敦的清君侧之谋，并且“推理安常，时进正言”，使谢氏家族未因王敦之逆而受牵连，这证明谢鲲颇具慧眼，并非纯粹的宅心方外，不以世物婴心之人。
不过，桓彝、谢鲲辈既然汲汲于以完成其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化为己任，事功的经营就只能非常有限，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存在的。《世说新语·品藻》：谢鲲随王敦入朝，“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注引邓粲《晋纪》：“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故时以庾亮方焉。”从谢鲲所答明帝之问看来，丘壑之间与庙堂之上，是难于兼有的境界。谢鲲虽然不认为两者必然互相排斥，但也不认为两者完全一致，而他自己的志趣则是偏向于丘壑之间的。郭象所谓“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至至不亏”①的人，毕竟只是士族名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已。谢氏后人谢灵运有诗曰：“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②。真要把“事”和“道”，“名教”和“神理”完全融为一体，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东晋初年，谢氏宗族当务之急是稳定其在士族名士行列中的地位，更是难于融合“名教”与“神理”。所以此阶段谢氏人物在政治上还没有多少作为。
谢氏由儒入玄，谢鲲进入名士行列，这是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一阶段。
到了谢鲲的子侄辈，谢氏家族地位已比较巩固，向事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了。谢鲲子谢尚（308—357年），幼时曾被目为儒家的复圣颜回，稍长又被比之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这象徵地表明了其人兼该儒玄的气质。谢尚起家司徒掾，建元（343—344年）之初由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正当“三良（王导、郗鉴、庾亮）既没”①，“朝野忧惧”②之时。事隔两年，成帝死，又增加了时局的动荡不安。东晋中枢权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方镇力量也在进行新的调整。以谢尚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在这个际遇中得到了难得的上升机会。
建元元年八月质冰外镇，原来曾是上下游争夺焦点的江州落入庾冰之手。庾翼、庾冰使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