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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二、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
杨明伟
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一座名叫西花厅的院落，自搬进北京城以来，周恩来就一直住在这里。它也是总理办公室的所在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曾经有这么一套特殊的台历，台历上记载了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和日常工作、生活、起居……
这套台历每年一本。在它开篇的第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日程是由周恩来自己亲手记的，以后，由于“日理万机”的原因，都由秘书详细记载。在它上面最后的一次记载，是1976年1月5日，这天，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的手术……
从这套特殊的台历中，我们抽取了一个时段——1974年1月至5月，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和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这5个月中，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
在这5个月共计151个日日夜夜中，周恩来的工作情况是：有9天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74天每日工作14至18小时，有38天每日工作19至23小时，更有甚者，有5天竟连续工作24小时……
伴随着这些数字的，是周恩来体质的急速下降。按照周恩来体内癌细胞发展的速度，医生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如何硬撑下来的。然而，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的人发现：总理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抖擞、焕发，眼神也不如原先那么烁烁有神了。周恩来是在强打精神，勉强支撑着。
这年的4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朋友再次邀请他访日时，透露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带来的无奈：
我欠的账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账……
细心的人发现，自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后，就再也没有与外国首脑举行公开的正式会谈。
5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马建交公报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
而代替周恩来接见外宾，频频露面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
共和国总理到哪里去了？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离开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此后再也没能回家住。幸灾乐祸的江青一伙，趁周恩来病重和住院，试图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周恩来并阻止邓小平出头露面。察觉江青等人阴谋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点明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与江青的泾渭分明。在场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一次深深感受了毛泽东的政冶敏感性。】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办公室后，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留在西花厅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总理能够早日康复，早些回来，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恩来再也没能回来住……
行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
进医院的当天，周恩来便接受了第一次大的手术治疗。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在医院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6个月历程……
周恩来病重和住院，江青一伙幸灾乐祸。整垮周恩来，这是他们最好的时机。
在周恩来入院之前，江青就已经步步进逼。
从这年的1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献词》中，就确定“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号召“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批孔”、“批儒”，是江青最感兴趣的事。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要把周恩来作为“现代的大儒”揪出来。
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为进一步掀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仅在1、2月间，江青就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了许多封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她是想借“批林批孔”运动的阵地，“炮轰”周恩来。
毛泽东对江青的做法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又奈何她不得。但江青凭借她的特殊地位为所欲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
为避免与江青接触，毛泽东从2月份起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对江青送上的一大批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2月9日，他批告江青：“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他还就江青要求见面一事批道：“一切人不见，现（身体）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江青等人的阴谋诡计搞多了，愤然的毛泽东怒斥一句：“形而上学猖獗”。
3月20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求见一事再次告知：“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被毛泽东疏远后并不甘心，而是迁怒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为削弱邓小平的政治影响，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等理由，坚决反对邓小平前去。周恩来对江青的做法极为反感。
3月24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由邓小平率团前往的报告。周恩来果断地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再次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本来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是毛泽东提议的，但事情如此之难通过，毛泽东发了火。他让秘书转达周恩来说：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员，他还特意要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迫于毛泽东的意见，不敢再反对。惟独江青仍不知趣，她为此大闹政治局。
周恩来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愤怒了，第二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事已至此，江青不得不收敛。这才最后解决了邓小平出国的问题。
为给邓小平壮行，4月6日和19日，周恩来抱病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和代表团送往迎来。
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周恩来是带着欣慰的心情离开办公桌住进医院的。
……
周恩来住院治疗，江青认为她找到了一个进攻的薄弱环节。为此她加大了1月份以来部署的“评法批儒”的宣传力度。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再次强调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