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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紧哩，命真大！”
送山东高等法院后，我虽被判刑5年，但情况究竟不同于特务队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联起来，团结难友一块儿同敌人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我党派代表张经武和韩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狱。从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战斗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过狱诬陷我，而实际上他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党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我的结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康生对此心里有数，他诬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老同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同志遭到了诬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林彪、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故弄玄虚的案件又是怎么假戏真演的呢？追根溯源，盖出于康生诬陷我的那段话：“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年代，这位身居高位的“顾问”所云，还能是假话？一时间，这个讲话不但是全省正式印发，还在报纸上登载，一些群众组织更是大量印成传单，广为散布。从而，在60年代云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场闹剧，进而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镇压运动。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志打成“滇挺”的总司令员。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亲友。
【后记】
1978年2月，经党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终于得到昭雪！云南省委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当时的条件下，康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没有被公开点名，人们只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制造冤案的铁证！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十一、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程中原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