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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1936年9月27日，我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房春荣出卖，被敌逮捕，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尽管受到7次大审，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我咬牙坚持，没有供出任何情况，最后由韩复榘亲自审讯。
当时，在我前面已有好几人被韩复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杀，有的重判，轮到我时，军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学生，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又拒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即1933年7月出卖我山东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鸣时）呈请主席枪决他。”
即刻有两个执法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说一声“毙”了。
韩复榘坐立中堂，立愣着眼，连看了我两次，问：“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
我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主张救中国救人民，我们学生同情它的主张，所以参加它。”
“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韩复榘又问。
我感到可笑，嘴里答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对国内的各军各界是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韩复榘一听，紧绷的脸一下松开了，吐出一句：“嘿，你对我做起宣传来了。”这使一屋子的紧张空气缓和多了，站在韩复榘右边的军法处长史景洲赶忙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
不知韩复榘出于什么考虑，又立愣着眼看了我一下，终于发出一句断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断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还敢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回到狱中，许多人惊奇地看着我，有的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