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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没有询问，也没有抱怨……
认真极处是执着
1944 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
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
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
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
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明存实亡，
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
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滥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
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
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1〕。
学者金雁在东欧作访问研究期间，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波兰老人。她是一位奥斯
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人都死在集中营。1992 年圣诞节，金雁赶去华沙探
望这位孤独的老人。老人十分高兴，穿上圣诞节刚买的新衣给她看，请她吃圣诞
节的食品。最后老人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里面有一大堆物品：小巧玲珑
的圣诞树、老人穿的暖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火腿肠、巧克力、
饼干、圣诞卡、圣诞饰物……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一切都有了。
“是谁想得这么周到？”金雁好奇地问。“德国人。”老人递给她一封德国政府寄
来的用德、波两种文字写的慰问信。原来德国政府（统一前为西德政府）战后除
了对纳粹受害者作出经济赔偿外，每年还“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居
住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
箱老人圣诞用品”〔2〕。这项政策已经坚持近半个世纪了。德国政府还良心债，
一还就是五十年。
1984 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
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
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
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
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
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
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
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
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能比德国人更认真？
只有日本人！
让我们暂时抑制一下对日本人的愤恨，看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学习。
说日本人做事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
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不稀
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中舀
了一杯水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那才稀奇。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
这已为世人所熟知。其实这不算什么。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
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
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
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
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
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
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
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3〕
说日本战后几十年，夜里十一时许多办公楼的灯仍然亮着，上班族在无偿加班，
这只是小事一桩。比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印尼、东南亚一带深山老林竟还
藏着不投降的日本兵（二战结束已快三十年了），那才令人震惊。
日本人分派，不论是左派、右派、中派、极左派、极右派，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
不走江湖。“日本没有走江湖这个词！”〔4〕
2002 年4 月11 日，一个五十四岁的日本男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自焚。三十多年
前，他是共产主义的纯真信仰者，那时他崇拜毛泽东。“毛1962 年向日本劳动人
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5〕那时他与他的同志们跟
警察搏斗，高呼“毛主席万岁！”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在富裕中的他感到信念
与现实不符，为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就自杀了。据统计，自日本的左翼运动陷入
低潮以后，左翼分子自杀的事件每年都要发生几起。
极左派赤军尽管罪行累累，在信念上他们却也是单纯的。1972 年尼克松访华，
赤军犹如头顶炸了一颗炸弹，他们所崇拜的毛主席“仅在一年前，登上天安门城
楼，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誓死进行反美斗争，并对当前革命形势作了严峻的分析：
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战争引起革命。但是现在毛本人却与他呼吁打倒的对象—
—美帝国主义的总头目尼克松秘密接触……百思不得其解”〔6〕。最后他们找出
“结论”：该为尼克松访华感到惊慌的不应该是革命人民，而应该是勃列日涅夫
叛徒集团和各国反动派。这说明“美国在印支军事上的节节败北，国内美元流失，
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7〕。不如此解释，赤军恐怕一天也活不下去。
赤军骨干坂口宏在狱中咏颂《长征》、《井冈山》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
换新天”。1975 年重信房子领导赤军武装占领了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和瑞典大使
馆，要求日本政府释放坂口等七人出境。日本政府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当牢门
打开后，“坂口认为出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拒绝离开日本。1993 年他被最高法
院判决死刑，1995 年执行”〔8〕。
左翼分子执着，一般群众也不差。
他们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内蒙古沙漠义务植树两百万株的“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
力队”；有二十年救助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之父”；有在中东长年冒着炮火拓宽
苏伊士运河的工人；有连续十个小时仰头作业（修复金阁寺阁顶），中间不上一
次厕所的工匠；有为了研制碗装面，两年里顿顿吃快速面，最后把胃口吃倒的食
品研制人员；有连续八年义务为侵华日军受害者打官司，胜诉后瘫倒在法庭的律
师；有耻于领救济金，宁愿双双饿死的不止一对老年夫妇……
让我们再来看恶的一面。
在军国主义制度培养下，日本士兵丧失了人性，二战中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欠下累累血债；而当他们败亡时，日本士兵几无一人投降，或自杀或全部战死，
亦可悲可悯。
塞班岛战役，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十二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三万日军。日军
打到只剩下三千人，而后这三千人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
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9〕他们脱掉
钢盔，头上捆起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甚
至有的赤手空拳，潮水似的涌向美军阵地”〔10〕。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
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最后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
规模的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
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