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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个人再现（pers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也被品牌化吸收进去，学生及教授才开始把自己的纷争丢在一旁，了解到前面有更强大的敌人等着他们。
但那时已有很多事是无法挽回的了。一旦学校〃假装自己是企业〃（借用佛罗里达大学的措词），失去的与其说是〃纯正〃的教育及研究这种有点过时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未品牌化的空间。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公共空间及集体责任最具体可见的象征。大学校园（以及其名下的住宅、图书馆、绿色空间和开放尊重的论述所需要的共同标准）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如今大多只是象征性的）：要让年轻人知道何谓货真价实的公共生活，这儿可说是硕果仅存之地。无论过去我们对这些体制的保护有多么不妥善，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抗拒将教育变成名牌推销活动的反对声浪，足可呼应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育地相关的抗争：这些半神圣的空间提醒我们，未品牌化的空间仍然是有可能的。
第44节：综述（1）
五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
让我们承认吧，当你成为《六人行》（Friends）影集中的情节时，实在很难继续认为自己还是激进分子。
AIDS运动人士Jay Blotcher，《纽约》（New York）杂志，1996年9月
我就读大学的时间是80年代晚期90年代早期，我是属于那种过了好一会儿才警觉到大学生活已慢慢品牌化的学生。我以个人经验作证，并不是没注意到企业愈来愈常出现在校园里我们甚至有时还抱怨几句呢。只是，我们无法为此事而激动。我们知道快餐连锁店在图书馆设了摊位，也晓得应用科学系的教授跟制药公司走得很近，但要确切掌握会议室和实验室里的暗盘交易需要很多工夫，此外，坦白说，我们很忙。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参加校园妇女中心的种族平等干部会议呢？又为什么讨论该议题的会议要跟同性恋干部会议订在同一天呢？主办者是否在暗示没有犹太裔女同志？没有黑人双性恋者吗？这些问题就够我们争战不休了。
放眼外面的世界，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政治一直集中在更具体、更迫切的议题上，如同工同酬、同性配偶的权利以及警察暴力，而这些严肃的运动对社经规范确实造成了威胁（且一直如此）。但它们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似乎魅力不大，因为学生心目中的身份政治在80年代晚期已演化成相当不一样的事物。我们打过的诸多战役都关乎〃再现〃议题这是一套定义模糊的抱怨，控诉的对象大多为媒体、课程以及英语。校园女性主义者争论书单上女人的〃再现〃，同性恋者希望电视能更正面地〃再现〃他们，饶舌歌手吹嘘自己〃再现〃了贫民区，斯派克？李（Spike Lee）1989年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的结局用暴动来回答〃为什么不见我们的弟兄呢？〃这个问题我们的政治充斥着镜像的反射以及隐喻。
这些议题一直排在民权运动及妇女运动的政治议程表上，再晚些还得加上对抗艾滋病的战争。打从一开始，大家就认为，女性及少数民族被压抑的部分原因，就是不见占据有力社会地位、明显可见的范本人物，此外，由媒体散而广之的刻板印象（深植于语言的脉络中）以白种男人为尊，做得又不够巧妙。要让真正的进步发生，双方的想象力都必须去殖民化（decolonized）。
不过，等到我这个世代继承这些想法时（常常已脱胎换骨了两三回了），再现已不再是许多方式的其中一种，而是关键。由于缺乏清楚的法律或政治策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到媒体及学校课程上，认为它们要不就是加深负面的刻板印象，要不就是索性对问题视而不见。亚洲人和女同性恋者感到自己是〃隐形的〃，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是离经叛道，黑人是罪犯，女人则是软弱、不如人的：几乎现实世界的一切不平等都可归诸这部自导自演的预言书上。于是，我们的战场充斥着黑人邻居永远上不了床的情境喜剧、满是老白人照片的报纸、倡导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所谓〃美貌神话〃（the beauty myth）的杂志、预期中应如贝纳通广告的书单（就是贝纳通使我们对书单的要求愈来愈低）。我们这些媒体经验不足的人是如此被杂志、书籍及电视上褊狭、压迫的描绘所激怒，因此我们说服自己，假如刻板的影像及载满历史的语言改变的话，现实亦会改变。相信我们将从MTV、CNN及卡尔文？克莱恩的革心洗面中找到救赎。为何不呢？既然媒体似乎是那么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可以〃颠覆〃媒体，让媒体更适切地再现我们，当然媒体就能够反过来解救我们。有了更好的集体反射镜（collective mirror），自尊将提升，偏见将神奇地消失，社会也会被注入强心针，突然符合我们重新润饰过的美好形象。
对于从小在媒体包围中成长的我们来说，通过流行文化来改变世界等于是第二天性。问题在于，这些信念逐渐改变了我们自己。随着时间流逝，校园身份政治变得如此充斥着个人政治，以致其他的问题几乎完全被遮蔽。〃个人即政治〃这句口号逐渐取代了〃经济即政治〃，甚至到头来连政治都不再是政治。我们愈重视再现的议题，再现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就愈来愈重要也许原因在于，若缺乏较具体的政治目标，任何关乎谋求更好的社会反射镜的行动，都将成为自身自恋情结的受害者。
第45节：综述（2）
很快地，〃出柜〃（outing）就不再只是艾滋病人的问题，反而变成了一对男女同志〃能见度〃（visibility）的普遍要求每一位同性恋者都应该出柜，不只是右翼政治家，还包括名人。1991年，激进团体酷儿国度（Queer Nation）扩大了对媒体的批判：它不只反对将有杀人犯倾向的疯子塑造成艾滋病患者，任何同性恋杀人犯它都一概坚拒。该团体的旧金山及洛杉矶分会对《沉默的羔羊》提出抗议，反对该电影对那位有变性欲的连续杀人犯的描述。他们还阻挠《本能》（Basic Instincts）上映，只因片中有挥冰钻杀人的女同性恋者。男女同志反诽谤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不再向新闻媒体说请别使用〃同性恋瘟疫〃的字眼来形容艾滋病，转而积极要求电视公司让更多男女同志的角色出现在电视节目里。1993年，知名的美国女同志民权运动人士奥斯本（Torie Osborn）表示，她的选民眼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非同性配偶的福利、从军的权利，甚至也不是两名女性结婚及领养小孩的权利，而是〃缺乏能见度〃。她向记者说：〃就这样，如此而已。〃
一如前一世代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脱衣场外发动游行，许多90年代早期的政治抗议步下了政府机关及法庭的台阶，登上了举办非洲艺术展的博物馆阶梯不用说，那肯定是在颂扬殖民者的心态。他们聚集在上演大型音乐剧如《画舫璇宫》（Showboat）及《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戏院入口，甚至直接跑到199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
回顾过往，这些奋斗看似微不足道，但你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媒体自恋者竟相信自己是在代表四面八方受压迫的人民进行重要的奋战：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保守的敌军那儿掀起新一波末世恐慌论的浪潮。假如我们不是革命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敌手都说革命正在风起云涌，而我们正处于〃文化战争〃的中心点呢？〃美国校园的转变是如此剧烈，用革命来称呼绝不夸张。〃《非文雅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德？索萨（Dinesh D'Souza）告诉读者：〃这种转变的独特记号，可见于今天美国任何重要的校园以及大学生活的任何层面。〃
尽管宣称自己生活在不容反对声浪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权下，我们的教授及行政官员确实上演了声势惊人的反攻战：他们拼命争取激怒我们这群敏感激进分子的机会；横挡在每项新的反骚扰政策前方，表现得好像自己在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奋斗一样。一大堆类似的杂志报道支持〃身份政治已是刻不容缓的国际议题〃这种说法：〃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身着粗花呢的西哥德人〃（《财富》）、〃沉默之声〃（Maclean's）、〃学院的新领袖（Ayatollah）〃（Outlook）、〃展开攻击〃（《新闻周刊》＇Newsweek＇）。作家泰勒（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