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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气的灵。所以张载认为，人的精神和本性，是气自身固有的东西。而二程则体
会出，气中有一个理。这个理，就是世界上所有事物普遍存在秩序的总根源，也
是人本性和精神的根源。
张载认为，气不会产生，也不会消亡；二程和朱熹则认为气会消亡，而理才
是不会创生也不会消灭，并且可以产生出气。朱熹虽然反复强调理和气不相分离，
二者不分先后，但是由于他认为气可以消亡，并且由理重新创生出来，实际上就
承认了理和气是可以分离的，把理和气看作两种存在物。朱熹之后的儒者批评朱
熹的理气观，主要就是批评他认为理存在于气之前，和气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
而主张理和气不能分离，认为理只是气运动的法则，是气的功能。
/* 210 */ 第四部分心与性有什么关系？
心，大体相当于现代哲学的“精神”。性，即性质，和现代哲学所说的人性
同义。比如说糖的性质是甜，醋的性质是酸。儒者认为人的行为善恶，也决定于
人的性质。于是提出“性”这个概念，认为是人本来具有的性质决定了人的行为
善恶。人的行为都受精神的支配，所以心性的关系就是人的精神和精神的性质的
关系。
从孟子、荀子开始，都认为心是思维和认识的器官，性是心所具有的性质。
孟子说，人性善，也就是说心中具有仁义礼智的性质。荀子认为，人性恶，是说
人心中本来只有低级的物质欲望，经过教育可以改正，而懂得礼义。依孟子说，
人如果不加养护，仁义礼智就会丢失；但丢失了仁义，却没有丢失心自身。人的
精神依然存在。所以心和性是两种存在，是可以分开的。荀子讲性恶，董仲舒讲
性三品，都是把心和性作为两种存在来讨论的。
不过宋代之前，儒者们并没有特别重视心与性关系的讨论，宋代儒者吸收佛
教、道教的成就，使儒学理论更加深刻，才把心与性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专门进
行讨论。宋代儒者关于心性的主流见解是由张载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心是性和情
的统率。这个观点被朱熹认可，被儒者广泛接受。依心统性情况，则心是气中的
灵所形成，性是气中的理所形成。依朱熹基本的哲学立场，则只说气中有理，不
说气中有灵。灵和理是什么关系？朱熹没有作出回答。关于心性的另一见解，就
是从陆九渊到王守仁，认为气聚合成为人时，气中之理形成人的性，也是人的心，
所以心就是性。陆九渊由此提出“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把自己心中的良知扩展
到事事物物就是儒者最高的学问，因为心是理所形成的，心中当然只有良知。
由于心被认为是气中之理或气中之灵，王夫之等还认为，心不是指心脏，它
遍布全身，因为气充满着全身；人每天要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气也就每天要排
出和吸收，那么，人性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形成的。
理性关系是宋代开始的新儒学的基础问题，心性问题则是这个儒学的核心问
题。
/* 211 */ 第四部分理一分殊
这个命题起源于对张载《西铭》篇的理解。
张载在《西铭》中根据人和万物都是气的聚合，从而认为，民众都是我的同
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程颐的弟子杨时因此认为，这里有墨子“兼爱”思想的
嫌疑。程颐回答说，张载和墨子不同，张并不主张兼爱，这里只是“理一分殊”。
即理是一个，比如都是忠孝仁义，但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只能执行各
自的职能，如作为臣子应当尽忠，作为儿子应当尽孝等等。朱熹一方面继承了程
氏的这个主张，另一方面又将这个命题发展为一般和个别的普遍关系。
依气的聚散学说，人和万物都是气的凝聚，气中的理也都是相同的，那么，
人和万物的理应该都是一样的。气中之理，在聚合为人或事物时，气是被分割开
了，理是否也有个分割的问题呢？朱熹认为，不是的，理没有分割的问题。每个
具体物中的理和气中那个普遍的理，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江河湖海所有水中的月
亮和天上的月亮没有差别一样。
早在汉代，《淮南子》里就讲过，道，大可以包裹天地；小，可以握在手中。
给了别人，自己也不减少。对于事物的存在形式、运动法则以及一切精神性的东
西，都无法进行量的分割。比如可以有半个砖头，但没有半个长方形。每个砖头
都有一个长方形，而所有砖头的长方形又都是一样的长方形。朱熹这样讲理一分
殊，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每个事物既然是具体的，它们的存在形式、运动法则就不可能完全一样。
朱熹也注意到，鸟儿不能游泳，鱼儿不会飞翔，桌子不能当砖头用，车子不能在
水里行，各种药物性能也各自不同，如此等等。朱熹认为，它们各自的“理”不
同，这是“分殊”；但这不同的理，又都是根源于一个理，所以是理一分殊。那
么，同是一气，气中也只有一个理，由这一个理为什么能够分化出来不同的理呢？
或者说，这不同的理根据又在何处呢？朱熹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来说，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们
强调理就是一个理，也是要强调所有的人应该遵守同一的行为规范。并且由此上
溯，企图从事物构成的质料上寻找社会规范的根据。这样的寻找根本上就是错误
的，再用这样寻找的结果去解释事物存在和运动法则的多样性，自然也无法成功。
/* 212 */ 第四部分我的“道”足够了
张载年轻时很喜欢兵法，有经略四方之志，曾想结客取洮西之地。他21岁那
年，眼看西北边陲遭受西夏侵扰，便上书谒见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并要求投
笔从戎。范仲淹当时是陕西招讨副使，见张载才志高远，便告诫他说：“读书人
自然有诗书之乐，为什么要学兵法呢？”接着又勉励他好好学习《中庸》，以便
日后经世致用。
他参加抗战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仍然壮志不已，还撰写了一篇《边议
》，表达自己的心志。他根据范仲淹的指点，刻苦地攻读《中庸》这本书，从中
得益匪浅。可是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足，又进一步去探索佛学和老子的哲学。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觉得佛、老学说不能有助于世，因而又一反虚妄空谈之风，
努力钻研《六经》，务求实实。他对《周易》研究得特别精深，在京师时，曾坐
在铺设虎皮的椅子上讲解《周易》。前来听他讲学的人很多，围得水泄不通。后
来，他的表侄程颢和程颐同他一同探究《周易》，砥砺学问，使他颇受启迪。第
二天，张载的弟子像往常一样很早就来听课。他对弟子们说：“比见二程，方知
他们深明《周易》的道理，我不如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他撤了
讲坛，停止讲授，专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旨。从此，他涣然自信地说：“我的
‘道’足够了，何须从别处寻求？”他摒弃了其他学说，专心致志地研究起道学
来，写下了《正蒙》这部代表作。
他曾把《正蒙。乾称》的首末两段抽出来，抄贴在东西学窗上，首段题为《
订顽》，末段题为《砭愚》。《订顽》得到二程的赏识，改名为《西铭》，《砭
愚》改名为《东铭》。这“两铭”是张载哲学观点的扼要概括。《西铭》一开头
就说，天地是人的父母。天地之体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天地之性也就是我们每
个人的本性。这包含着地主阶级人性论和封建道德观念的糟粕，得到历代唯心主
义正统派的赞许。程颢曾评价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
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认为《西铭》的理论价值和孟子
的著作同样重要。
/* 213 */ 第四部分哥哥“英雄”弟“好汉”
关于二程，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二程的母亲侯氏，身染重病，急需求医治疗。程颢因忙于给学生讲书，照顾
不周。侯氏心中有气，她把心中的话告诉程颐。程颐体谅哥哥，劝告母亲说：
“哥哥忙于备课讲书，不能常来侍奉母亲，我背你到岭南求医治病不是一样吗？”
侯氏知道程颢专心给学生讲课，心中之气顿消。程颐背上母亲往岭南求医。因侯
氏连日发烧，干渴难忍，她对程颐说：“孩子！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