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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赐诨δ洌邮抡瘢湫凶僬谜迷赜诘笔薄熬┗Ω鞅ūǘ恕薄�1929年间，蔡元培的国务活动也颇为频繁，他与蒋介石等高层人士的相互往来也时有所见。大体说来，至1930年以后，蔡到南京的次数才逐渐减少。不过应该看到，上海始终是南京之外的另一政治舞台，一些“党国大老”聚居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幕后活动常常在此酝酿生成，蔡元培作为国民党政治集团中的资深要员自然参与其间，其在宁在沪，似不应成为判断其政治姿态的主要标尺。
在蔡元培晚年“从政高峰”期间，他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平息学潮、弥合党内派系纷争，实际上是一个“救火者”兼“和事佬”的角色。北京大学师生为反对北平大学区发生风潮，蔡责无旁贷地出面平息，并一度兼任北大校长，使北大安然渡过“多事之秋”。交通大学出现校长危机，蔡亦暂时兼领，以求平稳过渡。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中央大学连续发生学潮，拒绝和殴伤校长，政府强令解散该大学，其后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再次救急，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亲到南京，与学校师生代表沟通，讨论学校经费和甄别学生事宜，尤其为合适的校长人选几经周折，终于为中央大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固基础。同时，对于国民党内层出不穷的派系之争，蔡以元老身份尽力排解，力求化干戈为玉帛，维系政治统一，此种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关头尤具特别意义。
1929年春，蔡元培奉派调查和调解蒋桂矛盾酿成的“湘案”，力劝李宗仁顾及大局，向南京方面退让一步。1931年秋，他又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赶赴广州，斡旋和纾解宁粤对立，最后促成双方和解，开启了“蒋汪合作”局面。这期间，蔡名义上虽是宁方代表，实则乃党内对峙的调停人，他的立足点颇为“超然”，以致一度引来蒋介石的极端不满。书生从政，亦自有其优势，旁人看来似不谙玄机，而结局反而于整体有益。不过，蔡元培也曾经历风险。同年12月15日，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数百人在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蔡元培与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蔡未及数语，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则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据报载：“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这就是后来被有些新闻记者所渲染的“蔡元培遭绑架”事件。蔡事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学风沦替”也深感忧虑。此次“历险”，对于曾经作为“五四”精神领袖的蔡元培而言，似不无某种吊诡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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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泻出来。
蔡在纪念周作时局报告时“先说明他前次留在南京维持危局的苦衷，后来又表示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他第一个指斥的是宋子文，他说当美国劝阻日军进占锦州时，日军暂按兵不动，那时宋子文便邀拉西曼氏纵酒狂欢，庆祝胜利，谁知不久，日军便进占锦州了。这些地方便表现出宋子文是怎样的幼稚，宋少不更事，固不足论。最可怪的要算所谓党国的领袖第一，胡展堂那位先生，在和会（即宁粤和谈——引者注）以前满口承诺合作，对于既往概不追究，而在和会时，他便首先作梗；在和会以后，他又负气不到南京，自己在广州组织起三个委员会来。其次要讲到蒋介石，他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私心，财政部长辞职时，他可以将一切事务官完全引跑了，他们的薪水非但分文不欠，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还每人发干薪两月，而其他各部人员的薪水都欠几个月，教育（部）竟积欠几百万。蒋临走的时候，还请了三位军人做省政府主席，他的合作精神及和平诚意，已可见一斑。蔡个人表示时局艰难，政治尤一无办法，言下不胜唏嘘”（《文艺新闻》1928年2月8日）。
这通牢骚和议论，真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从其中涉及的对日外交内幕、宁粤和谈经过、蒋氏二次下野前的部署等细节来看，非局内之人难以道及。蔡氏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发言时的此番抱怨，吐露了其内心的不满、无奈和忧虑，与他后来同最高当局的离心倾向相对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也可借以观察蔡氏充当救火者和“和事佬”表面活动的实际内心感受。
晚年蔡元培是否真的如后人所说曾经历了跌宕起伏和左右摇摆？就一般规律来说，人们步入晚年思想观念基本定型，大分大合的变化比较少见。有时即使外在表现一时令人费解，其内在逻辑的相对稳固仍有线索可寻。蔡元培在“清党”时反对滥杀青年，后来又公开撰文追念“不嗜杀的总理”（孙中山），再后来参与民权保障同盟活动，营救政治犯等等，其间显然有一以贯之的价值主线存在。作为国民党人，蔡元培亦不乏团体的大局的意识，这一点可能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本党而言，他以党内元老身份努力消弭内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促团结御侮，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的远见。因此，周恩来赞誉其“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揭示了蔡氏基本价值观的稳定性。
至于蔡元培与最高当局蒋介石之间微妙起伏的关系演变，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从一些迹象推断，二人关系似经历了由合作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彼此关系并非一味恶化，大体是分分合合不甚协调而最终亦未决裂。不论是反蒋军人抑或“第三党”似曾有过推戴蔡氏作为魁首另立一帜的政治设想，如陈铭枢晚年回忆所提及的那样〔6〕。但这毕竟仅仅是“设想”，且极有可能属于“单相思”性质，蔡本人是否知情且同意尚是疑问。蔡确乎一度信任像杨铨这样的助手，但杨的政治意图并不能完全代表蔡的主张，至少在直接“证据”阙如的情况下，某些暮年忆述“孤证”恐怕还难以采信。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与宋庆龄虽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可是二人的基本动机尚有差异，近年刊布的《胡适日记》附有当年胡适“退盟”时与蔡的往来信函，显示蔡、胡之间的“灵犀相通”之处〔7〕。蔡元培具有国际声望，有时就不免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与蔡本人的主张和倾向未可完全等量齐观。
注释：
〔1〕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2〕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88页。
〔3〕王世儒编：《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后文所引当年报刊资料均出自该谱，页码分别为555、567、579、727～728页，恕不另行注出。
〔4〕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5〕《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2页。
〔6〕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7〕《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恐惧的美德”及其他
？ 张宗子
先主武侯
刘备貌似仁义，而气度狭小。略具奸雄的特质，而无奸雄之智。故曹操虽谬称之为英雄，并不太把他当回事。否则，他既身入樊笼，岂能容他轻易脱身？
劝曹操杀吕布，一方面说明他有眼光，另一方面，见其为人之刻薄。刘备素以义气为世所称，但义气有限，及于亲而不及于天下，甚至不及于他标榜为鱼水之亲密的诸葛亮。
草庐三顾传为佳话，只是个愿者上钩的钓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