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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篇不知作者为何许人的文章，蔡元培认为该文对吴稚晖“多责备”，而对自己“多恕词”，表露出某种不以为然的心态。蔡与吴稚晖交往颇深，非同恒泛，其思想志趣的一致方面，值得深究。不过，多年来对于“清党”一事，后人的目光似过于集中在少数当事人身上，对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作用略有夸大之嫌。客观而言，1927年“清党”事件之发生有其必然性，需要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内在逻辑解读史事，还需观照当时国内外复杂局势的综合因素，几个文人元老的真实作用不过是参与谋划和履行表面程序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吴、蔡等人除了本党利益考量之外，究竟基于何种认识和判断作此选择，此一选择与他们长期的理性追求是何关系？看来欲透彻认知这一事件的原委尚需尽可能地接近“现场语境”。他们不惜“自毁清誉”的举动无疑将“五四”以来知识界的政治分化推向了极致，当年坐而论道的人们一旦投身实际政治也难免间接沾染上血腥气味。在中国，所谓议政与参政之间的实际距离和风险，或许就在于此。后人的曲意回护代为解脱，似均属多余无谓之举。
二
当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时，蔡元培曾受命兼任青年部长，这一职务是否真的“做实”并不重要，这一安排显然是出于看重蔡氏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和影响所致。可是一年之后，作为大学院长的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取消青年运动的议案，他认为：非有关乎国族存亡的大问题，断乎不值得牺牲学业，那种为了教育界一些细碎之事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之举，已经背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之一事”。因此，他提议取消学生会之类组织的活动。此举在当时就颇招物议，国民党内的邵力子认为，学生会在北伐前即有此组织，如不违反本党政策，自应存在，惟其固有系统与组织，有修改之必要。这一主张得到有关审查提案人员的“颇多赞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对于“五四首魁”蔡元培竟出面提出这一议案也甚感惊异，在与江绍原等人的私函中颇有訾议。此时蔡元培的重要助手杨杏佛向报界澄清说：有关青年运动现在不宜继续的提案“并非蔡先生个人之提议，乃大学委员会及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未决之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5日、6日）〔3〕。据此看来，当时教育界确有止息学生运动的呼声，蔡元培的有关提案既有针对性，又有代表性，而人们对此的解读却始终见仁见智，甚至难以摆脱“五四”以来对于学生运动的固有思维定势。
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融入国民教育之中，开“党化教育”的先河，备受后人讥讽和诟病。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欲将“党化教育”推展到更广大区域的初始阶段，他与这样的“党国之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迄今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一些论者或一味强调蔡氏坚守“教育独立”理想而与“党化教育”形成抵触，或认定蔡放弃了早年理想转而推行“党化教育”，难辞其咎。实则，蔡元培应是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引入法国的大学区制，凸显教育的独立功能；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贯彻（孙中山）总理遗教，普及党义。前者更多体现自我追求，后者大体属于遵从“集体行为”。
“党化教育”作为国民党执政后的重大举措，早在广东一省时期即已初露端倪，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更是加大了实施力度。作为主持全国学政的最高主管官员，蔡元培在实施“党化教育”方面也必须有所动作。1928年6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就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举行三民主义考试一事作出说明，“略谓此项考试，目的在测验各专门学校学生对于三民主义认识之程度及态度，以便根据测验结果，规定三民主义教科之内容，一切办法，已见大学院通告。此项测验，无论及格与否，不影响其学业成绩。但各大学、专门学校之学生必须一律受验。上海公私立各校均于一日中举行，试题将由大学院颁发”。从中可见“党化教育”初始阶段的一般情形。一个月后，蔡元培列席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该会议议程包括“制定各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等内容（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6月4日、7月31日）。同年冬，蔡元培还与胡汉民、孙科等人共赴“党歌曲谱审查委员会”，审定试奏的“国民党党歌”词曲。此类活动，似属于政治群体性质，其间究竟有多少属于个人“雅好”，尚有甄别和探究之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早期“党化教育”的内涵还比较丰富，除了灌输党义，还包括推行教育平等、实施义务教育等多项内容，带有一些积极因素，其初衷是要荡涤旧式教育的僵硬模式，焕发新机。然而，在国民党一党体制下，却最终演变为领袖崇拜、教条禁锢和程式规制，致令学校师生大为反感。其实即使在国民党内，对于所谓“党化教育”的理解和实施也存在着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多种形态，“党化教育”内容和形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未可一概而论。总体说来，所谓“党化教育”（亦称三民主义教育），形式大于实质，推行过程中窒碍重重，效果不佳。即使最显力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组织进入大中学校，力求影响和操控教授及学生，却也大多运转艰难，效力有限，稍有成绩的西南联大直属党部也只能采取“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学术研究之中”的策略，且还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不断下拨特别钱款“输血”支撑。至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六大”会议决议，撤销军队和学校内的党部，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随之相继关闭〔4〕。可知，纵使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加强“党化教育”的实际情形亦不过如此。故而，如果仅仅依据蔡元培主持和参与了初期实施“党化教育”的部分活动，就断定他背离了早先的“教育独立”理想，甚而得出他热衷“党化教育”的结论，就未免过于皮相了。
三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职一事，被后代史家描述为关键性“转折”：蔡从此出都门而定居沪上，极少来南京，进而与最高当局决裂，成为“反蒋派”代表人物云云。这样的叙述与史实明显存在出入。就在蔡元培辞职的同一天，由他提名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关于蔡的辞职，上海各报纷纷揣测原因，《时事新报》称：“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此一报道，显然意在平息和淡化外间对此事的关注。约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宴请留沪各中央委员，蔡元培与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李宗仁、宋子文等八人出席，席间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五院院长人选等事项。就是在此前后，蔡元培被内定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
因而9月11日蔡元培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辏В昝鳌凹嗖煸涸撼ぞ霾坏Ｈ危笱г涸撼ぞ霾桓粗啊保庇种Ｖ乇硎荆骸按撕笤敢灾醒爰嗖煳弊矢窬×τ诘澄瘢哉位嵋槲敝矢窬×τ谡瘢ǖ茉钦位嵋槲保唤废壬翱子怪壬净嶂型艘饧茏瘢比∠且猓灾醒胙芯吭涸撼ぶ矢窬×τ诮逃酢Ｓ嗌负危芰τ邢蓿」苋绱司×Γ晕室愿嫖拮铩Ｈ粼倏燎螅囟嚓菸蟆Ｗ灾趺鳎瞿亚ň汀Ａこ戏羁遥袂胗癯伞！薄�5〕国民党高层随即指派宋子文、孔祥熙等“躬亲赴沪，恳切挽留”，蔡仍坚辞大学院长，并“荐贤自代”。起初传闻蔡推荐的人选乃易培基（属李石曾的中法系），而后来接替蔡氏职务的则是蒋梦麟。至于监察院长一职，蔡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具体院务由副院长陈果夫署理，此种状况延续近一年之久方告结束。
9月下旬，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同车由沪到宁，同寓张静江宅邸，蔡曾往“总司令部看蒋先生，其时胡展堂等亦在座”（《申报》1928年9月21日）。其后，蔡元培由宁返沪，以私人资格力劝同样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于佑任“勿即辞职”。此后，蔡元培来往于沪宁之间，从事政务，其行踪彰彰载于当时“京沪各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