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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才着手续写的高鹗，他那后四十回现在流传甚广，也有人激赏，但其实是违背前八十回主旨的，许多像我这样的读者，对之是根本不“感冒”的；其余的续作，则连引出广泛的注意也达不到。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已成了我日常的精神食粮，是我吮吸中华文化精髓的最重要的管道。从写作角度上来说，《红楼梦》的文字本身，给我的启示尤多。构成《红楼梦》的方块汉字，不仅连成词句段落时读来声韵优美，而且，那字形本身，就仿佛一幅幅小巧的图画，引出我丰茂的想像与思绪，最突出的例子，比如“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此回目取庚辰本，不按通行本，下同）一回里，写到妙玉拿出两个珍贵的茶具，一个是爮爮斝，一个是杏犀，你细赏那字形，多有意趣！拼音文字怎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西方文学里，比如乔依斯的《尤里西斯》，有的篇幅里完全没有标点符号，我们这边有的人叹为观止，其实，中国以往的文学向来没有现成的标点，文言文不消说了，就是《红楼梦》，何尝要什么标点符号，阅读者自己边读边断句就是了。《红楼梦》的断句，也常产生歧义，比如第二十八回里提到几种药名，“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就有人点为“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但其实恐怕正确的断句应是“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读中国自己的古典，边读边断句，是一大乐趣。方块字还可以产生“折字”效果，比如“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一回中，暗示香菱结局的句子，“两地生孤木”，折为“桂”字，香菱后来果然死在了夏金桂这个恶女人手里，对此人们似无歧义。但暗示王熙凤结局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究竟该怎么理解，可就众说纷纭了。这种纷纭的理解和争议，也增强了阅读《红楼梦》的兴味。《红楼梦》充分利用了方块字既可以“谐音影射”又可以“图形暗示”，以及“连锁喻意”的特点，营造出丰富的意象，仅第五回里，就接连出现“离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千红一窟”茶、“万艳同杯”酒……触眼叩心的字眼；全书又特别善于运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一击两鸣”、“背面傅粉”、“金针暗度”、“柳藏鹦鹉语方知”等叙述策略，把我们祖传的方块字那无穷的魅力尽兴发射，越二百多年至今仍令阅读者心醉神迷。
以上所说，自然还只是一些皮毛。常食“红”餐，从其方块字里获得的营养，当然不止这些“微量元素”。且不说《红楼梦》里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其用简洁而生动的文字塑造人物这一点来说，那真是了不起。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用墨颇多，不好用来作“简洁”的例子，但最近我重读前八十回中关于妙玉的部分，有震惊之感——其中妙玉直接出场，只有两个半回，第七十六回下半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主角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后来有妙玉出来为她们把联诗续完，只能算是一段“妙玉别传”；要说“妙玉正传”，那只有“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这半回，与妙玉有关的文字，仅1325字（现存各抄本字数相同），其中妙玉开口说了十句话；仅仅这样的一些文字，一个性格放诞诡僻的女性形象已跃然其上，使阅读者过目难忘。需知，这不是文言，而是白话小说，问自己：能用1325字的白话写活一个人物么？回答是：还不能。既然不能，那就该好好揣摩：曹雪芹他怎么就做到了？
于我而言，今生今世，要食“红”不已，而且要采取细嚼慢咽、来回反刍的食法，以从这个最重要的食物源中，尽可能获得最多的滋养。这当然不意味着我就不读包括翻译文字在内的其他文字了，而且，更不意味着我认为其他的作家必须阅读《红楼梦》，尤其不意味着非得别人也像我那么样激赏《红楼梦》。
伦敦弘红记
因为看到拙著《红楼三钗之谜》，英中文化协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四家机构邀我去作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虽不才，但人家确实是出于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兴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三个小时，就穿过海底隧道，抵达了伦敦。甫下火车，在驶往下榻处的汽车上，东道主就把他们安排的活动日程表拿给我征求意见，上面除了我的演讲、欢迎酒会等节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并在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观看葡萄牙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对象是汉学家和博士生，无需翻译，且可从容讨论。我把自己书里的一个看法强调出来：在中国，莎士比亚及他的主要剧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已进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常识范畴，在大学里，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亚或说不出至少一个莎剧剧名，也会遭到讥笑。但是反过来，在英国，曹雪芹和《红楼梦》不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只要其专业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不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一桩无所谓的事。两种文明里旗鼓相当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却不能获得等量的效应，原因何在？有否纠正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到英国的演讲由于时间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伟大充分地阐释？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不应放弃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去向外国人弘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使他们起码要懂得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而且至今仍滋养着中国的新一代文化人，他们即使一时还难以获得阅读译文的快感，难以理解那文本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也至少应该一听到曹雪芹和《红楼梦》便肃然起敬，犹如许多中国人其实并不能从阅读莎士比亚剧作与十四行诗的译文里获得乐趣，甚至连观看劳伦斯·奥利佛主演的《王子复仇记》那样的电影也觉得枯燥，却绝对还是要把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这样的符码嵌入到自己的常识结构里，丝毫不敢大意一样。奥地利出生的汉学家傅熊认为，中文的《红楼梦》迄今所通行的是一个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译本却几乎都以这个糟糕的中文版本为依据，他建议中国的“红学”界应致力于整理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转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ＡＢＣ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书的英文名字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1874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32开小于16开，厚约3厘米，在该书第53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1982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