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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说：“不要说是用黄金来装饰车辇，就算是用来装饰宫殿，我也可以做到。只是黄金是国家所有，我应该为天下守财，而不是满足自己。”
虽然各地进献的财物珍宝不少，但赵匡胤依旧保持自己的艰苦作风，将这些财物都放置在国库之中。他和赵普商议着如何将这一举措继续执行下去。
赵普建议说：“各地将钱谷等物都进献给朝廷，就没有余力去做别的事情了。但是只以祝寿和修缮宫殿的名义，毕竟不能长久，要将这一要求固定下来，就必须以法令的形式颁布。”
赵匡胤点头应允，并对赵普说：“这一次让各地进献，才知道他们原来各自收藏着这么多黄金白银，如果年年积累下去，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钱谷和军队都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积累之后，一定会逐渐增长，不能不防。”
赵普又说：“早在周朝时，世宗就提出对各地的军队都加强管理，但重在加强边防的实力。现在我们要管理军队，还要从这方面入手吗？”
赵匡胤摇摇头说：“柴荣是为了方便各地的征战，所以才让各地加强军队。但现在国内逐渐太平，加强军队必然会让将领拥兵自重。我现在要加强的不是他们的军队，而是朝廷的兵力，让各个节度使都惧怕中央，而不是让他们强于中央。”
赵普说：“现在地方财力不足，也就无法屯兵了，将其钱谷收归中央，也可以控制他们的军队扩张，节度使的兵力就不足以与朝廷对抗了。”
赵匡胤说：“这还不够，还应该将各地的军队中，身强体壮、善于战斗的将士都抽调出来，组成由我可以直接掌控的禁军队伍，这样的一支队伍是全国最具战斗力的，不仅可以平定任何地方的叛乱，最重要的是可以警示各地，让他们不敢胡作非为，有任何妄想。”
依照赵匡胤的指示，于第二年，即公元965年又发布了一道法令，将各地进献钱谷作为一项常规的命令贯彻下去，确保各个州郡除了必需的经费之外，都不会储存过多的钱物，有任何特殊需要，都要向朝廷请示拨款。同时，赵匡胤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从各地的军队中抽调出善战者，用于组建禁军。所组成的禁军由皇帝直接领导，一部分驻扎在京畿，保卫开封的安全；另一部分则驻扎在开封以外，和京都遥相呼应。
对于新组建的禁军，在管理制度上也与以前不同。赵匡胤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作为宋王朝的一项传统，被其继任者一直沿袭下来，成为宋朝兵制的一大特色。其中禁兵作为军队的主力部分，兵额多在百万以上，主要任务便是驻守京师，随时待命准备征伐；在京师之外的禁兵多驻守在冲要关塞，并要求做到两年一次的轮换。对于统领的将领多选择年轻无根基者，同时频繁调换，以求做到兵不识将，而将无专兵。厢兵则不同，他们主要负担筑造城池、修路、运输等杂役，是一种常备兵，由侍卫司统领。
在达到“粟帛咸聚王畿”的目的之后，地方藩镇早已失去了和中央王朝对抗的经济后盾。又加之以无法屯兵，赵匡胤真正达到了“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目的。这一举措的效果影响长远，在经过数百年的乱世之后，终于达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宋初的朝政获得了一定时期的稳定，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实现中央的强权统治。其后世的继任者，也认识到这些举措的好处，因此以“祖宗之法”为名而效仿，在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中，为历代君臣所恪守。
7。 倡文偃武：科举制度的复兴
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对地方权力的削减和对军队的控制之后，宋王朝的根基逐渐变得稳定起来。通过征伐而取得功勋的将领们，如慕容延钊、石守信、赵彦徽等，都不再手握大权，赵匡胤对这些人也不再加以重用，反而大量开始提拔文臣。用文臣来治理国家，提倡儒家思想，在各地建立儒馆，修复孔庙，以鼓励教化。
以半部《论语》来帮助赵匡胤治理天下的赵普，深知教化对于人的重要性，通过宣扬儒家思想，倡导诵读儒家著作，让百姓归心，更利于统治。他曾经对赵匡胤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以前的文臣只是被当做摆设一样，并未能起到真正的作用，但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文臣为官，才能倡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保证百姓都信奉忠诚。”
赵匡胤对于教育也非常在意，在赵普的建议下，他命令赵光义等在各地建立儒馆，增修了国子监学舍，希望通过文教的振兴来帮助管理国家。
因大量文臣被任用到各个岗位上，赵匡胤忽然发现朝中急缺可用的人才，便与众臣商议如何才能大量采纳人才。大臣李夷宾说：“历来世人进仕为官，无外乎荫补、磨勘、请郡等方式。荫补所面对的多是士族子弟，因为祖上的功德，而被封为各地的官员；而磨勘和请郡都是针对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之人，磨勘有利于从下向上征调，请郡却只能是朝中显贵才有的资格，由自己提出想要往某地任职。这几种方式被用了几千年，已经可以满足朝廷所需。”
赵匡胤颔首道：“以前的帝王，选拔人才都只是在意其出身门第，而现在各地急缺官员，如果只在贵族中选择，范围太小了，人才的数量也不足。以前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情况了。荫补、请郡等法虽然一直沿用，但还是在士族之中选拔，更不利于真正有才的人涌现。”
宰相赵普说：“陛下所言极是，现在我朝所需要的官员，比从前多了几倍。只靠这些方法显然不足。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正可以去除荫补、请郡等法的弊病。只是连年战乱，各地的君主都将这一做法逐渐荒芜了而已。如果大宋可以将其发扬光大，势必能满足现在的人才需求。”
大臣陈靖说：“科举之法所选拔的人才，多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无奈每年所选中之人不过数十，要想满足现在各地所缺，尚有不足。”
赵匡胤说：“隋唐进行科举，每次只能有一二十人中选，并且对于出身寒微之人都不许参加考试，这些都不足取。既然大宋要重开金科，就应该重新设立规范，好为我所用。”
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对于参考之人的出身都严格把关，并且选中之人少之又少。作为普通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好机会显然不是任何人都能把握的。赵匡胤提出要改革科举之后，赵普、李夷宾等人便着力从科举考试的制度、时间、录取人数等方面进行考查，寻找突破点，以便寻求更多的可以为国所用的人才。
在开科取士不久，各地的读书人都纷纷开始准备参加科举，首先是通过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之后才能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经过这两次考试之后，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将会被委以重任，到各地或朝廷担任职务，辅佐皇帝。但开宝六年的科举却爆出了一条丑闻：参知政事李烁将自己的儿子李植送进考场，并通过贿赂考试官员等方式，让他取得了最高的进士及第成绩。
此事经人检举揭发而被发现之后，民间和朝堂之上议论纷纷，赵匡胤更是怒火中烧，责问李烁身为朝臣不能秉公之罪。李烁惶恐地辩解说：“现在朝廷以科举为选拔官员的第一渠道，让天下人都来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原先我等为官之人，还可以为子孙博得一点福分，通过荫补等方式谋得一官半职，现在也只能通过科举。因此，老臣只能这样为犬子寻求一点荫蔽了。”
赵匡胤说：“只要你们的后人是有才之人，朝廷自然不会错过；如果只是想要依附朝廷而获得安逸的生活，那就只能是国家的蛀虫，反而让真正可以为国效力之人丧失了机会。你身为朝中的老臣，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李烁认罪，同时也供出朝中官员多通过此举来获得官职，用盘根错节的官场人脉为其子孙谋福。赵匡胤严惩李烁之后，也认识到只惩处这么一个人，并不会起到警示作用。科举的巨大诱惑只能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他忧虑地对赵普说：“看来要想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也不是一件易事啊！权贵舞弊势必会破坏规定，所选拔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让这样的人去担任要职，又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赵普说：“历朝历代所进行的科举考试，都是通过各州的取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便可。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