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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以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就缺乏发展后劲。
三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形不成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问：如你所说，人们还是不明白：大家手中不是有很多钱吗？他们在银行中不是有大量的储蓄吗？他们怎么就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消费呢？
孙：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能够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制度条件。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西方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使人们对未来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从而能够放心地消费，放心地购买耐用消费品。我在前面一再强调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消费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因为你要消费的东西是生活中必需的，你必须得消费。而且，生活必需品往往是数量多，单价低。而耐用消费品往往不一定是生活所必需的，同时每一件的单价往往又很高，购买时常常要动用多年的积蓄。有时甚至需要借贷消费。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人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用多年的积蓄甚至不惜借贷去购买耐用消费品？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他要无后顾之忧。这就需要有社会保障制度。
问：你的意思是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或者说影响了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孙：前些年，我曾经对短期行为进行过研究。当时我就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因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预期。然而，近些年来我却发现，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还有许多。由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因为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点钱，尽可能地用这样的办法来获得安全感。
问：在缺少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存钱就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孙：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银行中有大量存款，市场却是那样的疲软；人们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有多大。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感而储蓄，如果他对于自己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这时你对他说，我可以贷给你钱，你可以用贷款的钱来买汽车。他会做何反应，不是可想而知吗？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但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他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从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预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许多人都在经常盘算，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到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的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人们也在根据这样的预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以称之为支出预期。为什么支出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幅度与支出增长幅度的对比。因为在目前正常的情况下，月收入最多只能以三位数增加，而上述的支出项目，往往是五位数的，甚至是六位数的。相对于可能会出现的五位甚至六位数的支出项目而言，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四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常规性收入比重过小的收入结构，也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问：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第三个因素，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问题。近些年来，财富分配的问题，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但主要还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谈的，而很少将其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访谈录经济复苏背后的隐忧（3）
孙：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在最初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之下，在原来体制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群体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好处。比如，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种经营中得到了利益；城市中的无业者从发展个体经济和广开就业门路中得到了好处；随着放权和财税体制改革，基层组织和企业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中小城市获得了生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层空心化，边缘区域的发展明显地落后，更重要的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此，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尽管具体的结论有差别，但对于以下的几点，人们是认同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比之20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的手中，而另外80％的人口，则只拥有20％的财富。
问：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对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不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会是有利的吗？
孙：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过去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正义或社会伦理的角度加以关注，而很少关注这种财富格局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有利于资本形成。这后一种看法看起来有道理，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由于资本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贫富分化而有利于资本形成并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一定道理的话，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特别是不可能有海外殖民市场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悬殊，就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从而无法形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而提供必须的市场条件。
除了贫富分化会阻碍耐用消费品时代市场条件的形成以外，在我们的分配结构中还有一个问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个人收入的结构。
问：你说的个人收入结构指的是什么？其对经济增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问：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数量也可以判断吗？
孙：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20世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