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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趋势并不乐观。一些调研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呈现出“中等收入阶层”弱小的特征。因为这个阶层的发育，并不仅仅是收入政策调整的结果，还需要种种其他的社会条件，如职业结构的变迁、白领职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等。
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之所以难以形成，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的存在。这个因素对国内需求，从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多，但消费总量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农村居民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因此可以说，如果农民还不能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我们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耐用消费品与常规性支付能力
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许多人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数量不是也可以判断吗？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即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非常规性收入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让我们首先从一个事例谈起。前几年，某个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三室的住宅，需要集资20多万元。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可能支付不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刚传出去的时候，人们也是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到真正报名的时候，集资却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些中年职工）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在究竟谁可以排这个队的问题上，竟引起了一场争论。
2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当时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话，相当于一个职工20多年的工资总和。如果考虑到前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更低，对于其中的一些职工来说，他们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到不了20万元。那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单位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因而大体可以排除腐败的因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些钱一般是来自人们所说的“外快”收入，即第二职业的收入，或其他临时性的收入，包括出国所获得的收入等。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当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工资劳务收入是6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6000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的存款。但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这个数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不吃不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生活的钱是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偶得性收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单位由银行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到银行中取一次钱，而日常生活靠的也是这种偶得性收入。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次，是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觉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购买商品房，并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要支出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这笔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元，少则几千元。一些消费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用的负担。在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为此以后要固定按时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他也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也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资源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在分析中国近年来社会变革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诸如“改革以来”这样的句式。这样的句式暗示着，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社会在朝着某个方向持续转变着。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