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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是要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条件的。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的使用，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电，一个是要有上下水道。因为热水器无论如何不能安装在农民那些没有上下水道、用砖砌成的厕所之中。没有上下水道，洗衣机也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在一些富裕农村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结婚时买的洗衣机被用来装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的洗衣机市场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电冰箱的使用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电，二是脱离“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只要出门就可以摘到一把新鲜的蔬菜，只要还不能消费大量的需要较长时间储存的食品，电冰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用途；其农村市场就不可能充分开拓。
由此可见，分裂的工业化不仅将农民甩在工业化过程之外，而且将农民甩在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就不难发现，这个因素对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有多大。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1）
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不仅需要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到城市中来（城市化过程的大体完成）以及确保人们长远预期和消费信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逻辑顺序：在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涌入正在发展中的城市工业中来，这个过程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完成的；在20世纪上半期，已经定居在城市的工人就开始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并且确实使得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胜利；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工人和城市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为这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当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能够支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的时候，耐用消费品才会有真正的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新的技术革命有力推动下，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开始不断壮大。这个中产阶级也就成为市场中消费力量的中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市场，必须形成一个相应的阶层结构性条件，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我国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弱小。
在改革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过去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同时也由于腐败和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的发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其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也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近来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趋势，不仅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城市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就是在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山东省农调队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６５９元，但达到收入平均线的农户只有４０％，而６０％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从最能标志购买力的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看，２０％的高收入农户持有的份额占总水平的３５８％，其人均现金拥有量是２０％的低收入户的４２倍。在农村经济较为活跃的江苏省，也出现同样问题。江苏省农调局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３５９５元，其中１０％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达１０２３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而１０％的低收入户人纯收入为１１４６元，反而下降３％。在农村总收入中，“人均万元”户占２３４％，而“人均千元”户只占３７％。
按照某些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贫富差距往往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因为贫富差距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假设总共有200元钱，在两个人中进行分配。如果平均地进行分配，每个人的月收入是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又可以假定，按照一般的生活水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人要消费掉90元。这样，每个人每月只能节余10元钱，两个人总共节余20元。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有20元的资本形成。如果换一个算法，用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假如分给甲150元，分给乙50元，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乙的生活会相当困难，但50元也可以使他生存下来。当然，他也不会有什么节余了。甲由于得到的收入比较多，他的生活可能会奢侈一些。按原来的方案，他一个月只消费90元，但现在由于他的收入是150元而不再是100元，他可能实际会用掉110元。但尽管如此，他还可以节余40元。这样两个人加起来，节余的总额是40元。也就是说，有了40元的资本形成。这后一个方案与前一个方案相比，节余或者资本形成增加了一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无疑会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这样的逻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要得以成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制约条件是资本形成，是供给。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告别了原来的那个短缺的时代。尽管在今天，资本和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经济能不能增长，企业能不能充分开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卖得出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10年前，甚至在几年前，适度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还可以成立的话，在需求决定生产、决定经济增长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但不复存在，甚至是完全倒过来了。在今天，过大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抑制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我们目前9万多亿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2）
因此，要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创造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性条件，就应当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而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近些年来进行的企业制度改革，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趋势并不乐观。一些调研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