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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程序规则”第四条系关于“证人”的规定，其中（甲）项规定“每一证人在向本法庭提供证言之前，应依其本籍习惯先行宣誓，或作出保证或声明”；（乙）项规定“证人非提供证言时，未经本法庭之许可不得到庭。倘实际需要其到庭时，庭长可指令证人于提供证言之前不得彼此交谈”。
——以上几项关于证人的规定，只提到法庭对于证人的控制以及被告辩护方面对于传唤及诘问证人的权利，并没有对整个的证人作证及受讯程序作出详细的规定。远东法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及受讯的程序是采用一般法庭的习惯规则，特别是英美法系法庭的习惯规则进行的。如众周知，英美法系在这方面的习惯规则是各个法系中最繁琐、最复杂，而且最形式主义的。虽然法庭宪章中明白规定了“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本法庭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作证价值之任何证据”（第十三条（甲）项），但是，事实上，无论在证件问题上或证人问题上，远东法庭的审讯程序大体上仍然是依照英美法系的习惯规则，只是在一些过分繁琐的地方有些变通而已。
让我们先讲远东法庭关于证人的传唤和他出庭前应守的一些“清规戒律”。
首先，在审讯每个阶段或每个部分开始之前，诉讼双方必须把他们在本阶段或本部分中所拟邀请出庭的证人的名单及理由送呈法庭，由法庭予以审查和批准。对被批准出庭的证人，法庭向他发出传票或通知书，说明在审讯某一阶段中和大约什么日期需要他出庭作证。法庭对于批准名单是比较宽大的，很少有拒绝的事情。为了表示公平审判起见，法庭对于被告方面的要求是特别照顾的；对于不十分愿意为被告作证或对为被告作证有所顾虑的人，法庭还常施以说服或压力。当然，法庭不能强迫一个不愿作证的人来出庭作证。
被告所提供的证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都身处日本，且多半住在东京。这种证人大都能掌握出庭日期，他们的交通、住宿、招待等问题不会很大，在东京等候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说来，他们的招待、照顾和费用都是由被告辩护方面自己负责的，实际上是由日本政府开支的。
至于检察方面所提供的证人，其来源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住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有的是被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中的日本战犯，有的是在东京盟军总部工作的美国人，有的是在各同盟国驻日代表团供职的同盟国人，有的却是从海外特别邀请或传唤来到东京作证的外国人。对于前面所举的四种人，招待和等候的问题不大，甚至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对最后一种人，即专程来日作证的证人，这种问题是经常存在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这种证人一般都是由法庭通知盟军总部负责招待和照管的。他们的来往旅费、交通工具，以及报到以后在东京的饮食住宿等都是由法庭通知盟军总部负责安排和开支的。此外，在东京逗留期间，每人每天还可得到零用费美金一元。这是一般的规定。但也有个别证人愿意自动放弃这种招待和照管的。例如来自盟国的高级官员或知名人士，他们大都是由该国的驻日代表团招待。
伪满皇帝溥仪出庭作证伪满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此外，还有极其个别的证人，他们是从某盟国监狱中传唤而来的，在东京看管的责任当然仍由该国的驻日代表团负担，因为在作证以后，他还是要被押解返回该国的。例如前伪满皇帝是从苏联伯力监狱里传唤来的，在东京出庭作证时期是由苏联驻日代表团看管的，作证完毕仍旧由他们押解回伯力。
关于证人在东京的招待和照管问题还比较简单。比较困难的是证人等候出庭的问题。
由于东京法庭审讯的过程迂迴曲折，枝节横生，各阶段、各步骤的进行速度事先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因此，需要某一证人出庭作证的日期也就无法精确肯定。这对长期居住在日本特别是住在东京的证人，关系不大；但对那些远涉重洋从海外专程来到日本作证的盟国人士，困难却不小。有些人来到日本等候多日，无所事事，而出庭作证又渺茫无期，于是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还有些人在国内的工作很重要，不能久离，因而对久滞东京感觉不安。对这两种人，法庭除了安慰说服之外，一般是允许他们暂时归国，日后重来，如果他们坚决要求这样做的话。此外，还有一种变通办法，便是允许他们提前作证，即在审讯还没有到达需要他们作证的阶段上，让他们出庭提供证言并接受讯诘。由于这种变通办法妨碍有顺序的审讯太甚，容易造成紊乱，法庭是不轻易允许采用的。惟一大规模地采用过这种变通办法的一次是对来自中国的为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证的一批中外证人。他们是由检察处提供的。其中有军官、商人、教授、牧师和慈善团体的负责人。这些人被通知来到东京的时候，法庭的审讯距日军占领南京的内容还差得很远。他们等候多日之后，纷纷要求回中国去。检察处有鉴于此，便向法庭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要求破例让这批人提前出庭作证。法庭批准了这个要求。于是这批人便依次登上证人台，接受检察官的直讯和被告律师们的反诘，经过许多天工夫才全部完毕。
出庭法庭作证的证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检察方面提供或要求传唤的，一般称为“检察证人”（Prosecution Witness）；一种是被告辩护律师们提供或要求传唤的，一般称为“辩护证人”（Defence Witness）。按照英美法系的惯例，这个区别是很严格的，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英美法系的惯例，诉讼一方提供的证人，无论他是“检察证人”或是“辩护证人”，在向法庭取得证人的身份之后，便不能同诉讼另一方的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任何交往或接触。譬如，某甲是检察方面提供或要求传唤出庭的“检察证人”，在他有了这种证人身份之后，便不能同被告当事人或其辩护律师或任何代理人有任何往来或接触。即使这种往来或接触仅仅系社交性或礼节性的，亦在严禁之列。反之，如果他是一个“辩护证人”，他便不能同检察官或检方任何代理人有所往来或接触。
这是一条很严格的习惯规则。因此，诉讼双方，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要竭力避免同对方证人的往来或接触。如果他不去避免这种往来，或者甚至主动去接触对方证人的话，一经告发，他便犯有“勾结证人”（Tempt the Witness）的罪嫌。参阅本书第三章脚注。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庭可能决定给他以停止出庭资格的处分。对于被“勾结”的证人，法庭也可以决定停止他作证的资格或宣布他的证言无效。
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除了应该避免同对方有任何接触之外，还有一条戒律是要遵守的，那便是：除非获有法庭的特别许可，他不能擅自出席法庭去观察或旁听。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第四条（乙）项。这也是一条稀奇古怪的规则。它原来的用意无非是避免证人“摸”到法庭审讯的“底”，从而在轮到他作证的时候便可能变得不那么“天真”，不那么“老实”。其实，这是主观主义的想法，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效用。因为，他虽不出庭去观察，但通过同邀请他出庭的当事人的接触，他是很容易洞悉审讯的真相的。事实上，在作证之前，他同邀请他的当事人（检察官或被告辩护律师）接触十分频繁，来往十分密切；他在作证时应持的观点立场、应作的证言，以及如何对付对方的反诘等，都是事先“协商”好了的，甚至是由当事人“导演”的。法庭对这种事情非但不加禁止，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无关宏旨的旁听观审却严加禁止，以为这样做便可使证人作证时“天真”一些，“老实”一些，少受一些“外界影响”。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项规则。它几乎是把证人当做“雇佣兵”一样看待：只许听从雇主的指挥，而不能有任何通敌的行为。在审讯期间，远东国际法庭对诉讼双方和一切证人始终坚持执行着这样一项不合理的规则。
把证人比喻为“雇佣兵”当然不是完全恰当的。但是它却可以说明证人在远东国际法庭以及一般英美法系法庭上的某些特点。除了上述的证人不得与对方有任何接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