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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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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其间的大事是得遇他的恩师,他自称最尊敬的人,道德哲学教授哈奇逊,后者引荐他结识《人性论》的作者,大哲学家大卫·休谟。

    1740年,17岁的斯密骑马去牛津学院(CollegesatOxford,非今日之牛津大学)求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一直到1746年。其间的生活是乏味的,亚当·斯密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还不如在格拉斯哥的日子。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偷偷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此举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他差点被校方开除。

第一部分 第10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5)

    1748年,亚当·斯密担任爱丁堡大学的讲师。1751~1764年,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接替哈奇逊,主要讲授伦理学。

    当时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神学、道德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经济学,就包含在政治学中。

    亚当·斯密曾经游历欧洲,有幸见到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领袖级人物,也认识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魁奈著有《经济表》(曾经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三个发明是火、文字和经济表)',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759年,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出版,获学术界极高评价,跻身英国一流哲学家之列。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他喜欢并提倡大家阅读《道德情操论》。

    1767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撰写《国富论》,历经近7年,1773年完稿,1776年3月出版第一版。

    1778年后,亚当·斯密与母亲定居爱丁堡,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同时,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

    从他的画像中,我们发现亚当·斯密远非英俊,除此之外,他常常走神,而且有比较严重的口吃。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吧。

    亚当·斯密终生未娶,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为孝顺,1784年他的母亲以90岁高龄去世,不过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就在爱丁堡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去世前,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手稿,以免误导后人!

    他的墓志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亚当·斯密生前享有巨大的荣誉:一次,英国首相小皮特与几位重臣正在交谈,亚当·斯密被邀参加,当斯密步入室内,每个人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请坐!”首相却道:“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的《圣经》。马克思对此书的评价是最有名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1901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1854—1921)就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原富》,也就是“财富的本原”的意思。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更不用说理解其思想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本,是20世纪7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精心翻译的,不过,翻译的目的不在于学习,而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国富论》的巨大影响力,它的风头盖过了斯密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论》。其实,《道德情操论》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亚于《国富论》。《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布坎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第一部分 第11节:经济学简历:舶来品的前世今生(6)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企业不讲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因此很多人呼吁,要读读《道德情操论》,别光知道歌颂“自私自利”的《国富论》。

    还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是矛盾的,一面在《国富论》中论证个人“自利行为”的伟大,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热情讴歌“利他”的重要,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

    其实这是外行的论调。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品质,而是用来说明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做出判断、控制私利的能力。整个《道德情操论》不过是想阐明:利己的个人是如何控制自己感情的。

    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仍旧是自利的,但是,社会需要某种秩序,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秩序。这是因为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控制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说,人的利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

    人能控制自己的私心,在于有同情心(孟子曾说过,凡人都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心、利他,也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虽然不是根本的动机。有了这种控制,虽然人是利己的,但是社会还是可以实现某种和谐和均衡。

    斯密对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的论述与个人的自利假设是紧密联系的。

    “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仅出现了一次: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也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可以协调私利和公共利益,达到一个和谐社会。所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一句话,人的本性只有一个—利己。

    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很多人影响和启发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形成,如哈奇逊、大卫·休谟、弗朗索瓦·魁奈、约翰·洛克(《论政府》的作者,批判“王权神授”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大卫·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等。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还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先驱们。与《国富论》出版同一年,美国签署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与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遥相呼应。萨缪尔森认为,这两件事同时,绝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地位,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达尔文之于人类学,而《国富论》正恰如经济学的《圣经》,适合作为我们的枕边书之一。

第二部分 第12节: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1)

    第3章经济学的作用:让人更快乐

    大人常常告诫孩子,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

    一代代的大人,都这么告诫下一代,其实“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是人之常情,所有人都这么想。

    有趣的是,大人们又同时让小孩子有理想。理想是什么?说得严重点,不过就是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罢了。

    更有趣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意思是说,你的目标一定要高,这是个理论值,实际上,最后得到的,一定会差得多,所以,理想一定要高远,否则将一事无成。

    人总是对现状不满意,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向往,这叫“欲望”,欲望就是心中有想要的东西。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中国人常说,“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HaroldMaslow,1908—1970)认为人的欲望有五个层次,它们的关系是渐次递进的。

    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这是最低层次的欲望,包括充饥、解渴、穿衣、居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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