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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主席是很赞赏的。记得1965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主席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我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我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964年春，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曾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并按照他的意见把戏名改为《沙家浜》。
应该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青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更为可恨的是，在她搞了“移植”后，就蛮横下令原剧种不许再演了。但上海的老百姓大部分是喜欢地方戏的，我也喜欢看沪剧、越剧，并在戏剧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俞振飞、周信芳、袁雪芬、丁是娥等同志，他们向我反映这些情况，并征询我能否再上演原剧种。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移植的目的是提高和推广，上海人爱看原剧种可以继续演。没想到，我的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我反对“革命样板戏”的“罪证”，“文革”期间为此整了我好久，也牵连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著名人士。
广大群众特别是文艺界对江青这种霸道蛮横作风是很不满意的。著名演员赵燕侠本来是江青请来演阿庆嫂的。江青为了笼络赵燕侠，让赵为她出力，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秉性耿直的赵燕侠却看不惯江青这种庸俗的作风，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江青恼羞成怒，伺机整她。《沙家浜》彩排时，我和谢志成陪江青去看，那天江青一改往日居高临下的作风，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这大概是她的“文艺革命”成果即将问世，她可就此名扬天下的缘故。可是，当“阿庆嫂”出场时，江青一看出场的演员不是赵燕侠，便突然脸色大变，怒不可遏，大声责问：“赵燕侠为什么不出场？为什么叫别人代替？”有人告诉她说，赵燕侠今天感冒发烧嗓子疼不能演出时，江青恶狠狠地说：“早不病晚不病，今天我来看彩排，她就偏偏病。这分明是有意和我作对！我送她毛衣她不要，我来看彩排她不上场，真是不识抬举！”说完就要离开剧场，我们好说歹说才劝住。看完彩排后，江青仍然余怒未消，当即下令不准赵燕侠再演阿庆嫂，而换了洪雪飞。就这样，赵燕侠这位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著名演员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这样一个细小的技术性问题与江青发生争执，顶撞了这位“旗手”，“文革”中江青就指使张春桥，让他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把白淑湘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就是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复无常、颐指气使的迫害狂。更有甚者，上海市有几个沪剧爱好者1970年的时候自己排演了《芦荡火种》，张春桥竟残忍地将为首的谭元泉判处死刑枪毙了！戏剧、音乐、电影等本来是寓教于乐、娱乐于人的艺术形式，江青等人却把这些当成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甚至变成镇压的屠刀，这些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永远吸取。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样板戏”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标准，以“一花独放”代替“百花齐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文艺舞台一派萧条，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听到“样板戏”还感到心悸。这是许多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为什么后来江、张一伙却把“破坏革命样板戏”当成我的一条罪状，并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呢？这除了我反对他们禁演地方剧以外，还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历史有关。
溪云初起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