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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5）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神气十足坐在主席台中央。这是他们在幕后紧锣密鼓阴谋策划了几个月好不容易大功告成的一天。望着张春桥——这个昔日的部下，今日中国不可一世的人物，我心中感慨万端！
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在上海滩闯荡，二十多岁开始混迹于上海文坛。他工于心计、苦心经营，一颗早晚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对他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我是知道一些的，正如党内多数高级干部对蓝苹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都略知一二一样。既是过去的事情，又都有过结论，过去的也就过去了。
我对张春桥的认识，最早是从我任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他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时开始的。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这是“文革”前我对张春桥的印象。他品质中的这种劣根性在“文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升华”。阴一套阳一套，心黑手狠皮厚，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柯庆施的提携下，他的地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到成为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这一套确实为他个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一个靠谎言、阴谋混日子的野心家，早晚会被党和人民所识破的！
当时，面对那种混乱的局面，我心中不禁担心，党内生活还能恢复正常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会上讲了话。这两个人嘴大气粗，猖狂得很，一口一个“毛主席”如何如何，这话意思很明显，无非是告诉人们，他们是有“背景”的，而且背景是如何了不得。把他们当年的讲话稿翻出来看一遍，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和夺权之后的洋洋得意，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使令人肉麻的虚伪的谦虚也掩盖不住。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6）
张春桥说：“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对《海瑞罢官》这出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挡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我明白张春桥这话的意思，他是指市委“文革”初期在提到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说过，批《海瑞罢官》是从上海先搞起来的，上海市委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态度上是正确的。张春桥连这种提法也不能容忍，不但大功小劳都得一起算到他头上，而且反过来还要咬人一口，骂市委领导人“可耻”。事实上，最可耻的正是他张春桥！
张春桥接下去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他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击……”
当时，张春桥得意洋洋地在台上指手画脚，我和曹荻秋像个罪人，低头站在台上听审，但我并无半点心虚。张春桥对《急告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是什么态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就在两天前，他还叫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探听虚实，这才不过几十个小时，他整个嘴脸就如此大变。对这件事，对一年多来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我们清楚，他也清楚，此刻真正心虚的应该是他。我相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阴谋和阴谋家迟早有一天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春桥、姚文元讲完话后，王洪文上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7）
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造反队员突然对我采取“闪电行动”，几个人抓起我就走。上车前我问：“带我去哪儿？”
“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少废话！”
“你们凭什么抓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完便不容分说地将我推搡上车。
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既没让我回家，也不让我跟家里人说一下，就这样把我抓走了。车子七拐八绕，把我带到一处地方关起来，通知我准备明天“配合”游街。
说是心里一点不慌，那是假的。我自忖一生革命，不能说一点错误没有，但自己是始终忠于革命、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极尽绵薄之力。不要说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了，就算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也不能被人肆意侮辱！游街，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侮辱色彩的事，明天就要强加在我头上了，上百万人无组织的行动，谁能料到会不会有殴打、唾骂甚至比这更野蛮的事情发生？
我一面设想着种种可能降临的侮辱，一面暗自决定着，如果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将如何对付，如何保护自己的尊严。一夜辗转反侧难眠，听着墙外轧轧作响的机器声，我猜想自己被关押的地方是个棉纺厂。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关押我的地方正是棉纺厂，是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勒令上了一辆卡车，开始了全市大游街。用卡车游街，这在上海还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发明权大概也属于王洪文。
卡车上有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小姑娘，看年纪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小，顶多十三四岁，是个中学生。看上去人长得很精神、挺秀气的，说起话来伶牙俐齿，穿了一身军装，戴着红袖章，梳了两个羊角刷刷，时尚的打扮掩饰不住稚气未退的灵秀。我想，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可是“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姑娘的面目：这个小红卫兵杀气腾腾的，横眉立目站在那里，一副随时准备解下皮带打人的样子。我听见周围的人都叫她“鬼见愁”。
我在“鬼见愁”的看押下开始了卡车游街。卡车上挂了两条大红布条，上面写着黑字：“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上的口号声、喇叭声甚嚣尘上，街道两旁尽是群众，从眼神看得出他们对这种做法是反感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8）
站在车上，“游”过这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怆：土地革命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让顽固地主游过街；进城后，我们搞“三反”、“五反”，让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