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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主席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贺电起草后，主席又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讨论通过贺电。
贺电是拍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2）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这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
主席的批示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总理电话、毛主席两次批示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是信任我的，是不想打倒我的；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但是当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本质上也是反毛主席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在全国转发，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但因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我签字同意的，这显然和他们要打倒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照样发难，照样反毛主席。
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一个《紧急通告》，在中央、在主席那里作出了如此迅速、如此强烈的反映，这是张春桥万万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对这两份文件，当初张春桥不但没有插手，没有支持，甚至还反对过；在文件上签字同意的，恰恰是我陈丕显。这对张春桥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打倒陈丕显、夺上海市委的权实在是太不利了！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可是不一般，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是决不肯轻易就认输的。他那一套阴谋功夫真可谓炉火纯青。假可以变真，真可以变假，转眼功夫，他就变不利为有利，把两个通告的功劳算到他头上去了。
他先是利用报纸。
他召见了《文汇报》造反派，无中生有地厚着脸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
张春桥如此说，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在北京时”就曾讲过，比文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既如此，这份功劳就自然该算在他身上。张春桥的话经报纸一登，马上大街小巷不胫而走，从上到下都知道，是谁在参与、指导两个通告的诞生；而陈丕显，不过是个被造反派握在手里的橡皮图章而已。
心肠之黑，脸皮之厚，诡计之多，言语之毒，天下莫过此君者。
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我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我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马上就袭来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3）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挽回被动局面，为了夺取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密谋策划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领导都被揪到台上批斗。
那天的人民广场，大约有几十万人，声势浩大，锣鼓喧天。群众一遍一遍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热烈庆贺中央来电！”
“打倒陈丕显！”
“打倒曹荻秋！”
“砸烂上海市委！”
看着“热烈庆贺中央来电”这条标语，我心中不由哑然失笑：中央来电是祝贺《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可是，作为这两个文件出台参与者、签发者的我，却被造反派揪在批斗台上。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个时候，造反派们在口号上对我和曹荻秋已经不分什么“火烧”、“打倒”了，统统都是“打倒”、“砸烂”。
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我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密谋策划要开大会批斗我们的前一两天，便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和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做好准备。说实在，那几夜我想得很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认真回顾了参加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觉得自己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严格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以说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深信党和人民会公正评价我。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我将会实事求是地作检查，并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然而，一想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伙人，我心里就没有底了。因为这帮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其是张春桥，那是个极为阴险的家伙，很难想象他会干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作了充分思想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无所畏惧。
12日早晨，我起床后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穿上平时难得一穿的崭新的军装。因为尽管造反派们锣鼓口号震天响，但并没有中央正式文件或有谁通知我，说我的职务被免了。我仍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解放军总还是钢铁长城吧。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4）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向家人告别。为了让爱人和孩子减轻思想负担，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此时尽管我故作平静，但我爱人和孩子心里都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个个眼里饱含泪花。当我说声“再见”时，他们一齐拥了上来。我那小女儿一把抱住我喊了声“爸爸”便泣不成声。面对这些生离死别的情景，我心中一阵酸楚。结婚以来，我和妻儿有过多少次的分别啊，每一次分别虽然都是难舍难分，但以往的分别都带着革命的豪情，憧憬着下一次的见面，可是这一次分别却充满着悲壮与凄凉，不知何时可以重逢！谢志成拉住我的手，无限深情地对我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我点点头，悄悄地对她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我嘱咐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此一去，我便身陷囹圄，一别妻儿竟达八年。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