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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7）
就在这一天，即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徐景贤一伙之所以如此嚣张，是仗着上边有中央文革，有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他们撑腰；而张春桥一伙如此嚣张，又是倚仗着什么呢？他们的目的仅仅是要打倒我，要“算陈丕显的账”吗？绝不是！他们明白这是周总理的布置，他们明里是针对我，但暗里的真实目的是反对周总理。面对这样一伙蓄意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我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飞回上海。用张春桥1月3日——也就是抵沪的头一天晚上对王洪文讲的话来说，他们此次回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投入上海的决战”。
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认为时机已到，下山摘桃子，也就是夺权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出谋策划加紧夺权的准备，拼凑夺权班底。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
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在那里忙不迭地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代表。
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在这样一张大报上刊登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传单末尾签名的造反派组织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张传单是1月1日凌晨在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讨论时，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得到这份传单决定转载，为此他们请示了正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冷冷地说：
“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登不登，你们自己决定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8）
姚文元、张春桥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时候，这份在他们那里遭到冷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全国的工业形势由于“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影响，工人纷纷仿效红卫兵，戴上红袖章，成立战斗队，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走出厂门，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不少工厂停工停产，经济急剧衰退，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焦虑。主席那时每天要读《文汇报》和新出的《上海工作简报》，这正表明他对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格外关注。
1月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重要讲话：“《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社我说封掉好，但报纸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宣传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你”指陈伯达）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96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5日刊载的由我主持与签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肯定是“少有的好文章”，我心中自然高兴，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提法不理解甚至不满意。
主席的这个讲话被红卫兵迅速地印成了传单，我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主持并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被主席肯定为是“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时，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心里就暗自掂量过，造反派们算是什么阶级呢？被夺了权的《解放日报》编委、《文汇报》编委，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产”，这个“保守派”又是指谁呢？除了我和曹荻秋，这个账还能算到谁的头上去呢？死了的“张屠夫”，又是指谁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正面积极地去理解，认为主席讲这番话的关键点在于“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全国的形势我虽然不太清楚，但上海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半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把生产形势搞得一团糟，工人们成立跨行业造反组织，到处造反，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工业产值急剧下降。两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对立随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造成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严重局面，到那时可就一切晚矣！上海是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这决不仅仅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一定也是令中央、令主席担忧的问题。这样一想，便觉得主席的讲话英明、及时，个人即使受再大委屈也可以不去计较。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9）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标题略加修改，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接着，全国各省市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上毛主席的指示，便一下在全国轰动了。
这是张春桥一伙阴谋家始料未及的。一篇本来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由随时可能被他们打倒的陈丕显提出主要观点并签字同意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居然被主席如此看重，并被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了！这一口气吞得太不顺心！张春桥、姚文元觉得自己失算了。
不仅如此，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失算还在后头。这就是《紧急通告》的产生。
《紧急通告》是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而产生的。
经济主义歪风是从“签字风”开始的，而签字风则始于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发现了签字的甜头。许多过去要经过处、局、部层层审批的请示、报告，现在抓住一个“头头”签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那一阵批斗会开得既多又凶，批斗会的目的往往就是要头头签字，不签就斗，狠斗，一直斗到你签字为止。而且，造反派们越来越发现，不但表面看来冠冕堂皇的要求能通过签字得到解决，许多不正当的、掺杂个人私欲的、过去不敢提到桌面上的要求，只要能得到一个签字也能解决。这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私欲，各种要求、条条雪片一样往我和曹荻秋身上飞。其中有要汽车的，有要军大衣的，有要房子的，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冒出那么多组织，有个叫“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