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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的对象是什么，“文革”的骨干是什么，“文革”所依靠的基础又是什么。即使发动“文革”的领导有一百种良好愿望和理由，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文革”的性质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张春桥的预言没有错，在连续经过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后，在一个比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前，上海市委终于彻底瘫痪了。
“康平路事件”过去仅仅6天，上海市委就在震撼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中被夺了权。
周总理来电，临危受命；
“一月风暴”袭来1967年来到了。
新的一年，没有带给人们任何欢乐和希望。人们的心情就像上海冬天阴冷潮湿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每一天都生活在一种焦虑和紧张中。
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坏。
“康平路事件”之后，被镇压下去的80万赤卫队员并没有服气。部分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准备到北京去控告王洪文、张春桥镇压赤卫队的暴行。“工总司”闻讯后，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拦截。12月31日下午，两派队员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赤卫队不予理睬，于是“工总司”依仗有后台，蛮不讲理，大打出手，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工总司”的暴行引起昆山桥镇附近工人、农民的愤慨，他们情不自禁地加入冲突，事态不断扩大，造成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并说周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虽然我还在病休中，但一听说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还要挂电话指示，我就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并通知市委机关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多，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总理熟悉的声音：
“丕显同志吗？”
今天是新年元旦，时间已是凌晨3点。此时此刻，又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接到总理的电话，我心情无比激动，连忙答道：“我是丕显。”接着，我又关切地问道：“总理，您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呀？”
“没法子啊，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总理无可奈何地说，同时他又关心着我的健康：“阿丕，你身体好吗？”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5）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我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
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总理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总理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他；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想起这些，我便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着总理这亲切的询问，我心里很激动，真想把几个月来心里的疑惑、苦闷和委屈向总理倾诉，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谈起。我思索了一下，便拣心中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向总理诉说：“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总理听着我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总理这极为恳切又有难言之隐的回答，我一时语塞。我不能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了。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总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感情的潮水便在胸中澎湃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是忧虑、焦灼、愤慨，还是亢奋、激动，连自己也说不清。我思索一阵之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
我当时并不知道，就在总理向我作指示的同时，一条黑线也在通过一双双黑手传向上海。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6）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朱永嘉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齐。我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两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我话音刚落，徐景贤就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我回答：“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会场上气氛一下就凝固了。想想看，连总理的话他们都可以不听，我们讲话还有谁听？更何谈市委的权威？
徐景贤之所以能如此嚣张是有背景的。原来就在我接到总理电话后一小时，也就是徐景贤来参加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也给徐景贤打了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一面向徐交“底”，一面出点子。张告诉徐，周总理已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的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又说：“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
王洪文参加了1日凌晨的会，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社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召唤，我对总理是崇敬不已的。总理发话要我站出来，我是二话没说的。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住。同时，我又深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不要说任何一个疏忽，甚至任何一个正常动作，都有可能被人肆意歪曲，然后借机整你个粉身碎骨，而且有可能让总理受牵连。用这样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7）
就在这一天，即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