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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3）
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希望他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时不回去，让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少奇、小平在返京路过上海时，我和曹荻秋同志怀着急迫忧虑而又期待的心情，向他们汇报了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对运动的看法。我们特别汇报了运动以来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上海工业生产受到的破坏和影响的情况——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一些科研项目和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我们直率地表白了我们的忧虑，请他们给我们指示。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少奇同志还肯定和鼓励我们说：“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小平非常关心我的病情，反复嘱咐我要安心治病，最好到外地休养。可当时我怎能安心，又怎能安心到外地呢？
根据少奇、小平同志的指示，上海市委于7月8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各项生产业务工作的巨大动力”，组织专门班子，形成上下一条线，在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下，负责抓生产、抓业务等四项措施，并于7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7月1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批转了我们的报告，对其中所提四条措施，要各地参照办理。上海市委在召开各区区委书记会议时，对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7月底以前进一步深入揭发，8月开始逐步转入重点批判斗争，9月以后进入群众自我教育和整改阶段，同时还确定了财贸、街道办事处、医院等单位暂缓开展运动。这些措施使上海的局势趋向稳定。
这些既开展运动又发展经济，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措施，原本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可是后来却成为我们贯彻“刘、邓路线”的一条重要“证据”和“罪行”。张春桥、姚文元和以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等借此大做文章，每次批斗会都要追问我和曹荻秋向刘、邓汇报了什么，刘、邓有什么“黑指示”。
7月中下旬，毛主席返回了北京。他老人家对刘少奇同志主持运动五十多天里的表现极为不满。一场表面看来已趋于平静的运动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波澜。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4）
一场暴风骤雨开始了。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公报肯定了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8月9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此后，上海也同全国一样，运动急剧升温。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市委于8月5日撤走了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以后，工交、基建、财贸等各系统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队，都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全部撤离。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日晚全文广播《十六条》起，上海街头出现了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他们手舞红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激昂。运动开始走向公开的、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同时，8月以后乱揪乱斗的行为蔓延开来，起初出现在大中专院校，继而迅速向各方面扩散，无法遏止。
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8月下旬，工业、交通、基建等各基层工厂和单位也普遍发生戴高帽、游街等情况。如8月24日一天，仅造船、冶金、电业三个系统的基层工厂，戴高帽游街的就有400多人。这股乱揪乱斗风还刮进了科研院所、机关，甚至里弄。
这段时间，我仍在住院治疗和休息。当时处在激烈斗争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经常来医院或我休息的地方看我，商量如何把这场从未经历过的运动领导好。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领导的狂热群众运动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千方百计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参照北京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来加强领导，力图把这场运动纳入我们的领导意图之内。可是，由于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许多方针、政策、做法很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而另一方面却还得紧跟，我们实在是太为难了！我们都有无穷的忧虑，深感力不从心！我的病需要我全力配合医疗，可我怎么能不花力气去考虑当前局势呢？我的病需要静养，可我又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
8月22日，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曹荻秋联系上海实际阐释《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不要党的领导；确定“牛鬼蛇神”要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查证核实后再作结论；针对群众中分化出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指出少数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多数或少数，都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同学之间不要互扣“保皇”派的帽子，等等。8月25日，复旦大学1000多名“造反派”学生到上海戏剧学院串连，进行通宵达旦的辩论，导致多人昏倒。次日，曹荻秋亲自赶到复旦，参加那里学习《十六条》讲用会，谆谆劝导学生主要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不要参与其他单位的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有的当场受到学生指责，有的后来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发展，局面越发不可收拾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
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利用，几次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鼓动“造反”。
“八·一八”大会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30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份开始出现几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市委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控制混乱局面，先后帮助成立起“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以使红卫兵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并一度得到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拥护。然而，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总部”难以发挥作用，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在“八·一八”大会上的讲话再次煽动破“四旧”。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得到林彪、江青、陈伯达的支持和鼓励。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从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