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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一场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1）
毛主席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种由下而上揭发“黑暗面”的形式开始的。1966年3月，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点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名，开始组织批判“三家村”。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确实在知识界引起反感和抵制，中国史学界的许多学术权威，如翦伯赞、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人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吴晗表示了同情。翦伯赞甚至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主管北京文教宣传的书记邓拓也以“向阳生”为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登出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本来这些议论和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有些讨论还是张春桥等人组织并声明“不算账”的，但他们却把这当成“引蛇出洞”的手段，印成“简报”送毛主席，来激怒他。当时周恩来总理看到《文汇报》的《文汇情况》后曾打电话责问江青：“为什么偷偷摸摸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马上要张春桥把《文汇情况》改为《记者简报》，每期只印12份，不再送周恩来同志。
毛主席3月谈话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抓住这个尚方宝剑，更加紧锣密鼓地策划批判文章，大造舆论，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8日，由江青组织人撰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和关锋撰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刊登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
5月初，姚文元给市委送了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审阅时，曹荻秋同志曾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彭真的性质还未定，“挖根子”的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最好不要用姚文元的名字发表。张春桥却自恃有后台，把文章直接送给了毛主席，并把上海市委讨论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告了市委一状。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把姚文元原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改为《评“三家村”》，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直指北京市委，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下扫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立即通过飞机送到北京，分发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手一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当时经中央批准已经在医院治病了，人虽在医院，但心还在院外，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广播中听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后，我感到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因此很本能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号召造党委的反，它引起了全国轰动。此后，《人民日报》不断推出社论、报道文章，不断鼓动学生起来“造反”。顿时，北京各大专院校闹翻了天，乱成一锅粥。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揪”之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被“揪”。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泛滥起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2）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仿照北京市向教育系统大部分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上旬起，上海市委和各区、局党委也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其他系统也派遣了部分工作组。6月10日，市委在全市党员干部“文革”动员大会上，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专家、权威的名，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展开了错误批判。
六七月出现了数次大字报高潮，内容从声讨“三家村黑帮”，到揭发本单位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一而足。大字报揭发、点名的面很广，党、群系统6月份贴出大字报1万多张，市人委所属16个局以上机关近二千人参加运动，到7月2日贴出1万多张大字报。局级干部都被点了名，处级干部80％被点名。郊区10个县级机关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近10万张，被点名的干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
从6月下旬起，有些中等学校开始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现象。据7月份统计，全市开展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出现此类现象，占40％。在此期间，市委接到中共中央6月20日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北大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6月底，魏文伯又接到了陶铸副总理的电话指示。陶铸同志要求转告上海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敢于领导，党团员要起来斗争，同群众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大多数党组织、党员是好的，个别不好的可以揭，有缺点可以批评。市委及时向各级党委和工作组作了传达。各区区委和工作组都及时作了疏导工作，阻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
六七月间，上海“文化大革命”重点在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开展，工交企业的“文革”同“四清”运动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由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力量搞运动，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新产品试制进度受到影响。一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唯恐抓了生产不“突出政治”，放松了对生产业务的领导，造成了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产品产量质量下降。外贸方面，因某些商标图案和产品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或资本主义毒素，有些厂不愿生产，外贸干部不愿收购进口。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3）
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