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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关掉一秒钟。如果她这样做，就要挂断这条线，行吗？”
黑客当时正在读某一电子信件。我认为他看漏了几个字。“肯定。告诉她干下去。我要看
这里发生什么情况。”
郑礼同她谈了一会儿，然后断然宣布“准备行动”。他解释说，每条电话线在中央交换站
都有一套熔断器；这些熔断器保护设备免遭雷击并且预防傻子把他们的电话线插入电源插座。
中央局技术人员能够到电缆室去拉掉这条线的保险盒，迫使它中断通话。这不是必要的，但是
这样可以双重检查他们的跟踪活动。
一分钟后，中央局技术人员接通了这条线，说“我要拉保险？？现在。”十分肯定，黑客
正在一次操作过程中被除掉了。这证明他们跟踪的线路是对的。
传来妇女的声音：“这是1060，很不错。就这样，小伙子们。我要搬动一些薄纸，运上楼
去。”
郑礼对每个人表示谢意，我清楚地听到电话会议的谈话。“跟踪是圆满的，技术人员在写
详细记录。我得到跟踪资料后，将立即交给警方。”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我电话的所有人是谁呢？
郑礼解释说，电话公司同警方打交道，不同个人打交道。而且，他不知道这条电话线被跟
踪到哪儿。完成了这次跟踪的技术会填写在适当的纸上（哦！是“杂乱的薄纸”）并向当局发布。
我抗议了，“你不能简化一下官僚机构手续，告诉我谁是黑客吗？ ”
不行。首先，郑礼还没有收到跟踪情况报告。在弗吉尼亚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但是在弗
吉尼亚电话公司发表这次跟踪情况之前，郑礼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少。
郑礼又指出了另一个问题：我的搜查证只在加利福尼亚有效。一个加利福尼亚法院不能逼
弗吉尼亚电话公司交出证据来。我们需要弗吉尼亚的法院或联邦法院的命令。
我提出了异议，“联邦调查局已经五次拒绝我们。这个家伙大概没有违反弗吉尼亚的法律。
喂，你不能告诉我这一边的电话号码，然后假装没有这回事吗？”
郑礼不知道。他愿打电话给弗吉尼亚，设法说服他们向我们提供情况，但是他不抱多大的
希望。真该死。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人闯入了军用计算机，而我们在跟踪了电线十秒钟后，
甚至未能得到他的电话号码。
电话跟踪是彻底的，虽然不十分成功。我们怎样取得一张弗吉尼亚的搜查证呢？我的头头罗
伊今后两周出差，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实验所的律师。使我惊讶的是，阿莱莎严重注意这个问
题。她再次同联邦调查局交涉，了解我们在弗吉尼亚是否有什么理由。我警告她说，作为一个
雇员，我连同她交谈的权力都没有，更不用说要求法律服务了。她再次向我保证，“别犯傻。
这比为专利法担心要有趣多了。”
实验所警察想要了解电话跟踪的全过程。我告诉他们要整备在整个弗吉尼亚州进行监视。
尽管我持怀疑态度，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对我要取得弗吉尼亚的搜查证问题表示同情，表示愿意
使用他们的关系网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取得信息。我怀疑这是否会起作用，但是为什么不让他
们试一试呢？
14
电话公司可能取消黑客的电话号码，但是我的打印机显示出他的一切活动。当我同电信网
络公司和电话公司技术人员交谈时，黑客曾在我的计算机里徘徊。他读了系统管理人员的信件，
并不满足；他还窥视了几位核物理学家的信件。
他阅读我们的信件15 分钟后，又匆匆闯入戈兰被偷的帐户，使用他的新口令Benson。他
开始用一个程序查找我们用户的文件以便了解口令；在程序执行以后，他打电话给军用网络信
息中心。他又了解了他在找的人。
他曾查询通往中央情报局的路径。但是，他找到了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四个人，而不是找
到了他们的计算机。
嘿！我想象出所有这些中央情报局间谍的状况；他们自己搞阴谋而有人却在推他们的后门。
所以我问自己，“我该告诉他们吗？ ”
不必。为什么浪费我的时间告诉他们呢？让某个间谍在中央情报局的后院转悠吧。我对黑客
的三周跟踪结束了。现在大约是时候了，应该关上我们的门，潜心研究物理和天文学的实际问
题了。
但是这个想法叫人觉得不对头。黑客在军用计算机里乱闯，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中央
情报局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不以为意。我们离开后，谁会继续干呢？
我拿起电话机，要给名单上所列的中央情报局的人打电话，可是后来又放下话机。一个长
头发的嬉皮士干吗给特工人员打电话呢？马莎会说什么呢？
我再次改变主意以前，我拨了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家伙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第二个家
伙在度假——他的应答机这样说的。第三个人？？
一个业务人员的声音回答说：“分机6161。”
我一时结巴了，“嗯，喂，我找爱德·曼宁。”
“什么事？ ”
我不知从何说起。你怎么向一个侦探介绍自己呢？
“啊，你不认识我，我是计算机管理人，我们在跟踪一个计算机黑客。”
“嗯。”
“这个，他寻找一条途径，要闯入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但是他却发现了你的姓名和电话
号码。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有人在找你。或许他们只是找中央情报局，偶然发现了你
的名字。”我感到慌乱，不知所措，我与之交谈的这个家伙把我吓坏了。
“你是谁？”
我紧张不安地告诉了他，料想他会派出一帮穿军用雨衣的职业刺客。我叙述了我们的实验
所的情况，确保他明白“伯克利人民共和国”同他的组织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我可以在明天派人去吗？不行，明天是星期六。星期一下午怎么样？ ”
唉呀，职业刺客出动了。我想变卦。“大概不严重。这家伙除了4 个名字以外，什么也没
找到。你不必担心他会进入你的计算机。”
曼宁先生不相信。“我知道为什么列上了我的名字。去年我在导弹研究实验室的一些计算
机上工作过。但是，我们是在职业上对此感兴趣的，我们很感谢有机会再学习。可以想象，这
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是跟谁谈话呢？难道不是这些人干涉中美洲的政治和向右翼恶棍走私武器吗？但是，刚才
和我交谈的那个家伙，口气不象是坏蛋。他似乎是关心一个问题的普通人。
我不禁把中央情报局的立即作出的反应和我从联邦调查局得到的反应做比较。打了六次请
求帮助的电话，六次回答都是“走开，孩子。”
好吧，我同意去见他的特工人员，条件是他们不穿军用雨衣。
反正我已经走错了，我想，我不仅向中央情报局谈情况，而且我还请他们去伯克利。我怎
么向我的激进的朋友们交待呢？
l5
温德米夸里与纽约州布法罗隔着尼亚加拉河遥遥相望，我是在布法罗长大的。骑自行车行
10 英里，过和平桥就到加拿大，再向前走，拐几个弯就到达这个最佳的游泳水湾。如果你躲开
坑洼的路面，跟美国和加拿大海关人员说话时客气点，你就不会碰到什么问题。
1968 年6 月，中学刚刚放学，我在一个星期六骑车去温德米夸里游泳。另外两个朋友和我
试图游到水湾中心的木筏上去，因而疲备不堪。约莫6 点钟，我们精疲力竭，骑上车，返回布
法罗。
在距离和平桥3 英里时，我们沿着一条乡村道路的铺石块的边缘前进，这时一辆中途搭人
的卡车把我们挤到了路边。车上有人咒骂我们，并且抛过来一只喝了一半的啤酒罐，击中了我
们之中骑车走在最前面的人。她未受伤，但是我们三人都为之大怒。
我们都骑车，没法追上这个狗娘养的。即使我们赶上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毕竟我们进入
加拿大境内3 英里。我们没有力量，无法报复。
但是我瞥见了车牌。那是来自纽约州的。噢？？他们也是返回布法罗的。我心生一计。
我在第一座电话亭停下来——所幸那里有电话簿——我给美国海关人员打了电话。我报告
说：“有一辆中途搭人的绿色‘狩猎’ 牌卡车正驶向和平桥，我没有把握，但是我认为他们带
有一些麻醉毒品。”工作人员对我致谢，我挂上了电话。
我们三人悠闲自在地慢慢骑车回去。来到桥底时，抬头看路边？？我们雀跃不止！十分肯定，
绿色卡车停在那里。发动机罩被掀起来了，座位拉开了，两只车轮卸下了。海关人员俯在车上，
寻找毒品。
啊。我们产生了一种尊严得到恢复之感。
罗伊在度假，所以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