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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本是对胡兰成的文采颇为欣赏的，但对胡的学说却颇不以为然，读过《山河岁月》后他说：“这种感觉，当作一种爱国情绪来欣赏，也许是动人的，可是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这算是客气的。江弱水说读胡兰成的文章感觉好比饱享美食的同时也吞下了苍蝇：“那佳妙的文字中掺杂了太多极糊涂极混账的观念，与知堂文章两样。”我有同感。
柏桦文中说：“他是人文双修，尤其是人生，没有这个基础何来其文，而文不必与道德混同。说到底，人与文又岂能分别？犹如鱼与水怎能分别？或舞与舞者怎能分别？胡兰成是一个深切懂得此生有涯的诗人，一个分分秒秒都在挽留光景的诗人，一个天生的与其他所有当时的诗人大不同的诗人。”先不说结论如何之荒谬，仅仅读了胡的三分之二本书，就敢下此结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敢于下结论的不仅是柏桦，胡兰成更有甚之。他自信满满，顾盼自雄，有时让人觉得他自恋得不仅可厌，甚至可憎。在给唐君毅的信中他说：“《今生今世》一书，不堪入有学问者之目，惟众人之无学问而但识字者读之偶有喜爱，这就可以了。虽然，此书终当不朽。”在《遂志赋》中的一段话更是夸张得有点不靠谱：“……倘使今时没有我来阐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礼乐之学，恐将再过五百年乃至千年尚无人来做这个。孔子之后有孟子，此后两千年来无人能及，而惟国父孙先生提出知难行易说，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与他的革命。孙先生死后于今五十余年，文化界人连没有能力去懂得。”他对自己的评价之高令人匪夷所思。这难免让人心生疑问：“他是当真的？”他的确是当真的，只是这种奇怪的自信有点让人纳闷。
胡兰成的才情是有的，也颇有些自我期许，但他所受的教育实在有限，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是缺乏。他自述说：“……我的读书不用辞典，不靠解释，如婴儿学语，乃是无师而悟。我读当代的书有我的单纯，《礼记》里太庙俎豆用醴酒，乐器用简单的琴弦，我的学问的体质原来也是如此的。”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的，所以才导致“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
与很多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物相比，胡兰成的求学经历实在不算堂皇。1906年，胡兰成生于浙江嵊县乡下，七兄弟中排行第六，自幼生活窘迫。其父为一收购茶叶的小生意人，为人糊涂，“笔下文理清顺，偶弄管弦”。母亲贫穷安分，颇有担当。他在乡村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三岁时考过芝山小学，后来念绍兴第五师范高小。十四岁时，高小毕业，进入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一学期，因学生风潮回到胡村。十五岁时，跟表哥吴雪帆进杭州蕙兰中学，在蕙兰中学读到四年级，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二十岁，父亲去世，胡娶玉凤为妻，婚后在胡村小学教书。二十一岁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当年九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见到周作人、陈垣、郭云观、梅兰芳、卿汝楫等。燕大期间，偶去旁听课程，他自己说“只是去望了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倒是实话。一年后便回乡赋闲，正式的求学经历到此为止。有论者认为，胡兰成的种种令人生憎生厌处，正反映出他这个自学成才者的扭曲心态：“他完全搞不清各种思想之间的主流与边缘之别，只是庄户人家的一个聪明后生，用了功，出来闯天下。其异于常人的性格中，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的心态，是根本不入二十世纪的典型的幕客心态，近于战国纵横之士，是谈不上什么气节的。”
胡兰成对于做学问，注重“具体的方面的亲切体验”，注重当下直观，直见性命，尤为排斥抽象的论证和逻辑思辨。他曾与当时任教于香港新亚书院的学院派领袖唐君毅书信往还，两人多有交锋。对于学术的繁难之说，唐君毅认为“极简易者未尝不建基于至繁难”，“人有大慧，亦可一见至简即更不生疑，然此只可以自悟，不可立论以教人”，“立论教人则不能不经历曲折，尽其繁杂，于是乃有学术”。胡对于学院一派学问颇不以为然，他倒从张爱玲处顿悟出另一套方法：“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体系这样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如此一来，严密的文章体系被他摒弃，繁难的逻辑论证亦不再重要，他开始主张直见性命，主张诗性感应，“可比京戏，我是上戏台上演唱的，而新亚教学生得实在背后化妆，背台词，分派生旦净丑等角色，到底亦不曾到得前台演唱……我以为说圣贤之学不如说学圣贤，稍稍从学问解散如何呢？”他这一解散，便彻底没了骨架，没了逻辑，也没了规范，犹如昔日之清谈者与禅宗之徒，虽刊落枝叶而归于简易，但到底是一种当下的抽搐或顿悟。唐君毅认为，你见解虽高，但也要让人知道，即使在最低限度上，“让原该属于不可说的成为可说的”，这是一种去魅；而胡兰成的路径则相反，他采取的是自我神秘化，并在此基础上成为超脱者。唐君毅是一味的苦磨，胡兰成则是一味的洒脱。与其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才子。“这正是胡兰成超越世间法则的机密，也是他高明的自我辩护术的枢纽。相对于胡兰成当下审美抽搐的启示时间（闲），唐君毅之教的选择的时间性则是连续的世俗时间，渐教的苦磨（忙）”（黄锦树语）。
即如“格物”一说，《大学》里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唐君毅是“以亲敬心格物也”，“此处正须以菩萨心肠，金刚手腕，自树学问之规模，自严学术之阵地，方可望有以立于今之世，以续绝学于当今”。胡氏格物，几乎无事不格，“弟以为文明首在于格物。格物之义，似甚难说明，然若以获物与制物喻之，则可明白矣。最低的阶级是获物，例如禽鱼鸟兽的捕获或采获食物。及至人类，则由获物而进于制物，制作器物而用之的制物。自石器时代人的始知发明火与制造工具，乃至今天的能制作人工卫星，虽程度相去甚远了，但皆不出于制物的阶段。一切逻辑、方法论等等，亦皆只是属于制物的领域。而最高的阶段则是格物，与物相亲相忘。如此，俎豆乃可以为礼，钟鼓乃可为乐。格物非以制物的方法所可求得者，是故，获物是禽兽的阶段，制物才是人类的阶段，但亦未即跳出无明。格物才是文明。是故西洋的哲学与孔孟的圣贤之学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西洋的宗教是其制格的游离脱幅，而未能到得格物。”“王阳明格物，格亭前的竹子，我今却是格忧患。”在他这一格之下，西洋的一切自是黯淡没有前程，因其不谙格物之道；胡氏格物乃是直见性命的感发式心灵触动，“万事皆可作审美式观照”，一拍脑门，顿时成悟，周遭之“物”在此一“格”之下，可以“恩怨相忘与利害相忘”。如他在杭州读书时，曾借住斯家，“其后大约过了半年，我又出来杭州，仍住在斯家为客，这路费也只有我的厚脸皮，可是来得个自然，斯伯母亦毫无芥蒂，相敬重如故。梁元帝采莲赋：‘畏倾船而谊笑，恐沾裳而敛裙。’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他这一拍脑门，转得也着实叫快，悔恨、负疚、感恩之类的沉重的话题已转而为“倾侧摇荡”的超拔与美感了。他格物的方式虽则优雅，但本质上却是不仁的，与儒家的亲敬观相去甚远。他不仅仅是拿来格“忧患”，还用来格“人”，格“是非”，“马一浮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我写《今世今世》，虽乱世的人与物亦如在仙境佛地，此是格物的真本领。我不以他人的批评来高低我的书的地位，倒是他对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