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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前人的思想，一定不能过于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当然是很容易的，像过去的那种为所有的哲学思想贴标签，凡是属于唯心主义一派的就全部否定，这样的结果就很容易毁掉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
第四，本书在考察哲学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订正了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值得推敲的看法，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邓斯·司各托，在我国哲学界一般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名论者。但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在西方哲学界正好相反，普遍把他看作是一个唯实论者，划到唯实论那一边。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认真考察他的思想，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既不是典型的唯名论，也不属于典型的唯实论，而是两种观点的综合。这表明他试图超越这两个方面的对立，从而寻找使一般和个别统一起来的新的方向。
此外，本书作为哲学史著作，又并不仅限于“史”的记录和叙述，而是特别注重史论结合。在评价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也不局限于当时的哲学范围，而是联系现代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更广阔的视野来予以审视，着重挖掘它的现代意义；或者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来寻找东西方哲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以便对西方哲学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把握。例如通过对希腊哲学中的诡辩学派与中国的辩者学派的比较，来说明东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进而说明东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不同。还有，因为本书作者严春友本人对于全息论有独立的创造，所以，在对西方一些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时，也适当地借用了全息理论，如，书中通过全息论来解释布鲁诺和莱布尼茨著作中的一些难于理解的思想等。
当然，本书毕竟属于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写哲学史的专著，其中的有些探索性的写法和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这样的探索对于进一步活跃当今我国整个哲学研究的局面，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新的世纪特征的哲学史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西方哲学新论》，严春友著，2001年10月版，上下册，52．00元）
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
■ 万 宇
胡适先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近读徐雁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着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评价胡适在文史之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是非功过，也时时将问题置人西潮东渐的过程中考虑，以考察西方文化（如进化论、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等）对中国学术的催化作用，角度新颖，材料详实，为我们全面认识胡适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余英时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独到的见解。全书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就整理国故的兴起及走向、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和治学方向的转变、打破《诗经》的“经”字招牌，白话文学史的建立及其影响，整理国故与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整理国故”为精神线索，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胡适的文化观，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的传衍”一章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看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学术研究与书信论学，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开列国学书目的风气及其文化解读。而我所特别关注的正是作为“文化事件”的“推荐书目”，凸显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独特的时代特征，新与旧、中与西、破与立、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文化事件”当中，而且对于现在读书界推荐书目也不五指导意义。
让我们还是从推荐书目（也被称为导读书目）说起。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72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颐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而这种开列推荐书目的作法与西方的教育手段也是不谋而合的。一篇篇看似简单枯燥的推荐书目，实际上搭建了一种精神阶梯，一种受到认可的文化门径。
从其产生的根源来看，推荐书目的出现，与阅读需求的不断分化与大批量文献的出现有关，古代雕版印刷书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使得图书广泛传播，因此读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就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推荐书目往往是针对特定的阅读群体，没有哪一个书目是开给所有人的药方。另外，推荐书目的开列者都是教育界或文化界的名流，往往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受到认可与重视，所推荐的书目才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下面谈及的胡适、梁启超等开列的推荐书目，他们的导师心态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如何选择、组织书目的内容，可见折射出他们对于时代、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青年问题的理解和内心的波澜。尤其是在西学东渐趋势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特点尤为明显。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时间段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而其风气可以说是由胡适、梁启超两家书目而起。胡适希望以开书目的方式引发学生治国学的兴趣；而梁启超想以开书目这种课程小敲小打的方式为学生调配健康成长的营养，以固其根本，两人出发点不同，但从“最低限度”、“必读”这些词眼，可以看出他们殷切的期望。
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理学书并列，是这一推荐书目承前启后的特点。胡适的推荐书目最早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