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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大道本体，虽不以人的识与不识、用与不用而有所增损，但要想大道哲学能够经世致用，能够转化政道治道，并通变化裁，备物致用，首先是经国治世者应该认识到大道哲学、儒家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大道哲学、儒家伦理是国家民族不可须臾离开的文化价值体系；然后，才能再通过教育、大众传播诸多形式或方式，凝聚共识；最后，才能转化政道治道，并举而措之，以为建立圣德富有之大业所用。
我是不相信新康德主义者所说文化历史兴盛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一类历史哲学的。但若说何时一定盛，何时一定衰，术数家一类话，也是不敢相信的。文化的创造、积累、发展、变化是有周期的。孟子说“五百年王者兴”，就是指这种周期而言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衰败，若从明末箅起，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了。但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斗、抗争的三百多年，积累和凝聚文化历史经验的三百多年。胡塞尔于一次大战后，曾呼唤欧洲精神的复兴，希望欧洲能够从严重的困倦所造成的废墟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的不死之鸟，重新站起来，支撑起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但是，欧洲的没落，诚如施宾格勒所说，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机缄，人不以熟寝大寐而息其虚灵之知觉”。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只要它良知明觉一息尚存，就会培育文化生命，创造生机，赋予新的精神，开创新的局面。中国文化虽然衰微三百多年了，但它却培养蕴藏着无限生机。一旦新雷一声，又会安排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创建出一个圣德富有的大业！
（《大道哲学全书》，前六卷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1月出版）
关于重写哲学史
■ 郝 雨
人们也许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几位年轻学者大胆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在整个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按照“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规则，所有的社会历史也好，以及学术思想发展史也好，都是要被不断重写的。尤其是专业的学术历史，更应该有许多不同的写法。近年来，文学史的确已经有不少人进行重写。其他领域的历史也大多能够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新的历史眼光加以重新审视。但是，在哲学领域中，“重写哲学史”的呼声，似乎一直非常微弱。这当然与哲学性质方面的特殊原因有关。
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哲学史的写作实在显得太单一了，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写作，一直可以说是干部一腔。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界，‘文革’之前和之中写的教科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和派别所做的注脚，而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的注释，充满着政治斗争的术语，没有多少学术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抛弃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定义，开始吸收国外一些研究成果，出版了一些有学术水准的教科书。但是，其中不少书仍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为线索，基本资料和评价依然率由旧说，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水准不相符合。”这样的状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疑需要有根本的改变。
严春友先生的这部《西方哲学新论》，从1993年便开始动笔写作，其后几经修改，广泛听取各个方面专家学者的批评意见，于2001年正式出版。一年多来．在作为教科书的试用和学术交流的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反响。
总起来看，本书的重要贡献和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完全突破了斗争哲学的模式，充分承认人类认识的复杂性，摆脱了把哲学史简单化的倾向。我国以往的哲学史著作，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总是把哲学史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史，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哲学史的编写，一直以此作为贯穿整个哲学发展的主线。从而把历史上的全部哲学家和哲学思想都简单地划分成两大阵营，并单一地肯定唯物主义而完全否定唯心主义。本书的作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显然把人类认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哲学史中固然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派别，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它们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统一；既有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方面，也有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的方面。而且，更为严格地来看，就每一个具体的哲学家而言，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中也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或者水火不容的唯物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实际的情况是，唯物哲学中常常同时具有唯心的成分，而唯心主义哲学中又总是搀杂着唯物哲学的因素。正如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所说的那样，“在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物主义最多”。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系的极端复杂性。本书正是根据这样的一种思想原则，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和各家各派的主张，进行了更加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不再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模式来给哲学家进行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原本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得到了更加真实的还原和反映。
第二，本书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划等号的做法，认为思想史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的继承性，必须着重从思想本身来研究思想。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人们常常把某个哲学家从政治上定性为代表了某一个阶级，而他的哲学思想，也只是某一社会历史阶段的相应的产物。本书认为，这也同样把人类的思想创造活动尤其是哲学研究活动简单化了。有史以来，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诚然会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地或者机械地反映在他的思想中，然后生硬地决定他的哲学观念的形成。实际上，一种社会历史的状况，对于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来说，往往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背景而存在的。至于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的产生，并不一定完全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哲学家大多是一些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也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上述因素的限制，从而不可能成为某个社会现状或某个阶级的简单的传声筒与代言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无产阶级领袖恩格斯，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限制，提出了伟大的思想。本书作者认为，哲学家的思想，首先反映着他本人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然后才间接地反映着他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状况，而且这种反映并非像镜子反映物体一样是被动的，而是经过哲学家的积极创造，已经打上了他的个性的烙印。
因此，本书在考察哲学家的思想时，主要着眼于思想史自身的独立发展，着眼于其自身的继承和批判关系，着眼于展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比如，从感觉和经验出发，通常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本书则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认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从经验出发并不必然走向唯物主义。例如，近代英国经验论的发展过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培根的唯物经验论出发，既可以发展出洛克的唯物主义和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也可以发展出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还可以发展出休谟的不可知论，他们都是从经验和感觉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但结论却相去甚远。
第三，本书对于以往争议颇多的各种唯心主义命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力求公正和客观地理解和解释这些曾经被一概否定的哲学命题，并尽量从中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本书认为，我们的哲学界过去对唯心主义的种种命题和观点，一向存在着许多误解和偏见。在哲学史的写作中，经常是带着某种政治的倾向和偏向，因而并没有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命题的本来的意义，就得出了一些仓促的结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唯心主义命题大多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某些特征，有着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