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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于他们来说摇滚让他们从一文不值的小流氓变成了留长头发的自大狂，而他们却让我们期盼的精神寄托彻底化为了泡影。
这不是一个摇滚的年代
当一切等待都已感觉过于漫长的时候，当所有的想象都已不能解脱压抑的时候，当放进卡座和CD机的那一盘盘、那一片片都已只是些麻木的呢喃的时 候。无法忍受了，但能做的只是关掉电源。在诗人们无可奈何地叹息着这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的时候。同样，最强烈的感觉也一样占据着我们的脑子：这也不是一个摇滚的年代。
不必再寻找其它的什么借口，这是中国摇滚自己犯的错！在还没有人提出FUCK摇滚一把之前，在那把“台湾火”假装火火了一把之前。中国摇滚有崔健，他是中国摇滚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在当年，大众传播还远不象今天进展神速，大众文化在中国还未真正形成，但崔健凭借纯粹的摇滚精神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却红遍了全国，崔健是一面旗帜，他把摇滚和自己一起刻进了人们的脑子。我们必须承认那个年代要比现在摇滚的多。
目前我们的这里，还有谁能象当年的崔健呢？窦唯？何勇？张楚？周韧？许巍？超载？黑豹？唐朝……最近的清醒？麦田守望者？超级市场？还是那些挣扎着想从地下冒到地上的PUNK们？没有！没有一个是具有真正影响力的，于是有人说：中国摇滚病了。是的，我们应该承认也必须承认，中国摇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公式化，社会现象的表面描写，表现手法陈旧、雷同、过多地表现自我等等，对中国传统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过多地没有经过自己认真思考而吸收了外国的东西，有一阵是这风格热，有一阵是那风格热。老实说，都没有经过好好的思考。当这帮摇滚大爷们都还沉浸在孤芳自赏之中的时候，当他们还在一味指责别人“食古不化”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食洋不化”。这帮大爷们，利用了貌似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状态来掩盖他们浮躁苍白的思想，哥几个，一阵长头发，一阵大秃灯，一阵破衣拉撒，一阵西装笔挺。他们只顾玩儿表面了，忽略了听众只想找到真正内在的东西，而不是需要个“按摩器”或者其它什么个解闷儿的玩意儿。
看看我的唱片架上的近几年的摇滚专辑吧。曾经的摇滚精神和信仰在今天已经成了幼稚和愚昧的代名词了。唱片公司和传媒都在“欲火中烧”，都忙着向社会推出一个又一个的“消费型偶像”。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红星生产社出的麦田守望者乐队。他们想把中国摇滚做成一种“自恋型文化”，想用非政治和非道德意义横扫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不被承认。每个人都盯着唱片的销售量，但他们错了，这样做绝对是愚蠢和不负责的，这样做只是使听众和摇滚音乐维持了一种短暂的关系，这种短暂关系一旦结束，无疑是致命的，多年之后中国摇滚不会再被提起，它只有逐渐地沦失，余下的只有空洞、缺乏象征系统事物的音乐垃圾。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点要指出，听众才是媒介真正的主人，如果听众的品位不提升，则任何的努力均将徒劳无功，我希望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喜欢摇滚音乐的人，不只是充当消极的接受者，更应该成为主动的鉴赏者，我们并非无助，无奈。事实上，我们绝对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既然我们热爱中国摇滚，就让我们共同关心它，鞭策它！即使这不是一个摇滚的年代！
为了忘却的纪念
JAR OF FLYES
昨天夜里，翻看了从前的杂记，不由忽然许多已模糊的记忆又重新清晰起来，几个消失的影子又浮现出来，我快忘记逝去的悲哀了，为了让自己听从健康的朋克的指导，我要将这些都忘却了。
1、A君
A君当年去电台时，大概是怀着一股校园理想主义吧，总以为可以如同鲁迅先生在无窗的铁屋子里大声呐喊是可以惊醒几个人的，但往往事与愿违，A君去了一个社会经纬栏目，在实习的无聊接热线中打发时光，但终于等到了一个十大金曲的策划机会，A君很是兴奋，虽然“金曲”的得主在他看来是“竟是蛆”，正好又有别的一家电台也搞了一个类似的晚会，于是，某日，负责此项活动的副台长，就与地沟们商量如何把对方搞下去，再接着就来了一位乐评负责策划，他是认识不少圈里的大腕，于是，过了不久，出场费就协调好了，阵容很庞大，一二三流的歌手全来了，乐评说：“让我们也给本地的地下乐队一个机会吧，让他们也上上”A君很感动，觉得乐评是理解地层的摇滚乐队的处境的，“他们价码不高就1000元吧”，后来又开始了排练，三支地下乐队不但充满了热情还担当了一些歌手的伴奏，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上台，更别说在电视里露面。A君本是不认识他们的，但在晚会后成了朋友，此事过了数月后，A君与他们闲聊“你们其实那天应该是拿最多的，又伴奏，又推出“原创”，才给1000块”“什么呀，那次是乐评叫我们帮他忙，他帮我们联系出带子的事，我们那天纯是义务劳动，就吃了几次免费盒饭”A君诧异的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不可能吧，那哥们懂摇滚懂挺多的，还帮我介绍了不少我以前不知道的乐队”，A君当时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摇滚知识如此渊博的乐评为何要黑比他穷的多的几个地层乐手的钱，难道，这就是一位“我在写乐评，但我更想说我是在阐述我的人生态度”的乐评吗？
2、B君
B君是酷爱摇滚的，在高中时，他在看了王老师的大作“对话摇滚乐”后，就开始发誓要成为一个中国的“LED…ZEPPLIN”，而他最爱的是王老师在文中说的吉他大师：JIMI PEGE，他曾不止一次翻出那本卷了页的音像世界，指给我看“看，王老师说的PEGE是整个硬摇滚的开宗大师，他的吉他技术……，当时，我是相信的，我也以为只要你努力去做一件事，它迟早会成功的，后来在我们上了不同的大学后，他的消息只有偶尔的几封来信中得知，我知他从献给爱里丝弹到了飞翔鸟，在学校里是每年的文艺活动中，最受女生欢迎的是他的歌，在大三时，我回家，才听同学说起他，大概是退学去了新疆找流浪生活的体验和艺术的灵感去了，到了大四，我快忘了他的模样了，直到一次在酒吧喝酒，我听到台上传来”心太软”的歌声，正要骂娘，忽然看见了那张长发掩盖的脸，显得憔悴和无奈，是他吗？B君？那晚，我和他都喝醉了，B君告诉我去北京闯荡，才发现如果自己从十岁开始玩吉他，才可能从那庞大的数百支做着与他相同的梦的乐队中露出头来，而且，摇滚好贵，吉他、块儿好贵，听谜底里的大师上课，好贵，听带都好贵，为模仿一个欧美乐队要买齐他的专辑，好贵，所有的一切不在是PEGE如何伟大，而是我要活下去，我要靠摇滚活下去，B君是睡过立交桥和天桥的，也从垃圾堆里翻出有用的东西卖给收垃圾的大娘，但一切还是无法坚持下去，B君说：“我操，你他妈就从青春期开始练琴，得个亚洲第一快手，有屁用，人家老外，十岁过生日，可能他爸就能把一把芬达当生日礼物，我他妈现在有的只是一个芬达拨片，还是假的”，“要说他妈的思想，你Y有思想又能怎么招，一片警就用军靴把你Y操在地上，爬不起来，有思想有屁用，磨眼出带子，还不是找面上的人物，没人搭理你，你他妈再有思想，有屁用，就能待屋里对着镜子嚎吧。”
3、C君
C君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对摇滚有着丰厚知识的一卖打口的，他给我介绍了不少乐队，其中，他每次卖打口，都要带着几本音像和百老汇，一有买主来看，他的口才是极好的，加上音像和百老汇的打星是一个买卖的标准，所以他每天都能卖出不少，晚上收摊，他一高兴，还得请我去吃炒面，他看了不少摇滚方面的书和杂志，大概是有一本“伤花怒放”的，他说这好，这好，多牛逼，郝舫就是生活报上的那大腕，我说大抵可能是好的罢，但我没看懂，我就问他一些书中的论点，他也回答不了，但我听好字听了不下十遍，我说我不喜欢重金属的，他说那怎么能行，音像上就给INDX打过一次四星半，其他都没有，这经典你如何不听，我说，那大概很经典，但我只听我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他其实是很不爱听电子音乐的，但BJORK在评为十大后，他花了不少力气和高价买来了一张POST，说这下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