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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位大师的种种提法：
历史要有魅力！
历史要有美感！
历史要有诗意！
历史要有感情！
而以上四点正是目前中国主流史学所缺乏的，它使我们的史学遭遇困境〔７〕。我们的史学著作读者日少乃不争之事实。可是蔡东藩的著作恰恰是与以上四点暗合的，虽然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马克·布洛赫。蔡东藩与马克·布洛赫是同时代的人，均在二战中去世，所不同的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马克·布洛赫在牺牲前用笔记写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的手稿是后人整理发表的）；而蔡东藩是用一枝迅猛的笔在二战前就朦胧地实践了这种理论，他在抗战中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中国有许多写历史演义的人，尤其是杭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罗贯中〔８〕、施耐安都曾居住于此〔９〕，至清代又出了一个写《说岳全传》的钱彩，在蔡东藩之后又出了一个当代善于考据的清史小说家高阳（即许晏骈）。虽然高阳的作品基本上是在台湾出版的，但他在１９４９年之前是生活在杭州，他的作品虽然剥离了“章回体”的袈裟，但蔡东藩的影响宛然可见，尤其是老派的正统观念和小说的“考据癖”特点。蔡东藩的清史演义至高阳才真正小说化了。高阳的清史系列小说的美感在今天是被专家和大众普遍认同的。我们在赞扬高阳的小说时不可以忘记他的乡前辈蔡东藩，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至于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谨以此文纪念蔡东藩先生。
注释：
〔１〕１９２１年蔡东藩写出了《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１９２９年由其萧山同乡许廑父续四至五集。
〔２〕见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３〕蔡东藩：《两晋演义》第一回。
〔４〕蔡东藩：《元史通俗演义》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５〕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７１页。
〔６〕（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页。
〔７〕参见罗以民：《史学的困惑与突围》，《东方》２０００年１１期，第１９页。
〔８〕（明）田艺衡《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列罗贯中为钱塘人，述其子孙居杭州“三代皆哑”。
〔９〕《水浒》中有许多元明时杭州方言俚语，且述杭州地理甚详细，对山东地理反而闹出不少笑话，这至少说明施耐安、罗贯中久居杭州而陌生于山东。详见拙文《建立西溪区乃当务之急》，《杭州发展》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也来替鲁迅算账
？ 赵陵江
手头有一则剪报，题为《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１〕，作者是陈明远先生。陈先生在该文中替鲁迅算了一回账，计算出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并提出了“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这样一个虽然浮浅却不乏新意的命题。实话实说，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对于该文提出的“鲁迅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的论点却不敢苟同。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吗？这是凭空立论，戏说历史。后期，通常是从鲁迅定居上海开始算起的，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该时期鲁迅的真实情况吧。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离粤前夕，曾致信翟永坤云：“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２〕然而到沪之后，很快感到这上海滩上的饭碗并不好寻，居大不易。做学问么，没有参考书；写小说么，缺乏相关的生活积累；教书么，不感兴趣；回北平么？有这个念头，但又顾虑重重。靠辛辛苦苦爬格子、编刊物所得的收入，实属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此时期的鲁迅，思想处于“彷徨”状态，经济上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并不奇怪，因为“生计问题”从来就不是阿Ｑ们的“专利”。处于失业状态的鲁迅日益焦虑，其焦虑之情在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３〕
然而，正应了咱们中国“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正当鲁迅在上海因失业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际，大救星从天而降，老上司兼绍兴老乡蔡元培先生又一次（上一次是在１９１２年）救助了他。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的牵线帮忙，时为国民党要员兼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的蔡元培为鲁迅和江绍原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挂名闲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实为干薪，光拿钱而不必做事）。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陈明远语）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插曲，我们不妨顺便提上一笔。当年鲁迅在通过许寿裳获知蔡元培已口头表示要聘其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之后，曾先后在给江绍原、章廷谦的几封信中就“饭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两层意思，一是反复表示对该饭碗实在不太“感冒”，二是对曾被尊为前辈的蔡元培多有微词。七八十年后当我们翻读这几封信时，真是觉得意趣盎然。这年１０月２１日，鲁迅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按，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４〕“与兄相宜”四字妙甚，难道“特约撰述员”这一美差于“弟”（自己）便不相宜？读鲁迅这几句话，我总觉得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又十天之后，复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５〕口头上明确表示不想去端大学院的饭碗。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按，此处显然省略了“与我”二字），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６〕在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的同时，仍不忘发一通“谁稀罕你那碗饭”的豪语。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蔡元培的聘书送达的前十几天，盼聘书盼得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７〕（按，“太史”指蔡元培，旧时称翰林公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鲁迅不愧学过师爷笔法，仅仅一个“类”字，便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对于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跃然纸上了。
有人说，鲁迅的书简均是很好的文章，此言不假，只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百思不解：既然盼大学院的聘书如大旱之望云霓，为什么又要屡出豪言，表面上故作清高之态？既然视蔡太史为不屑一顾的政治傀儡（这一看法于１９２７年前后的蔡元培来说本来不无洞见）、言而无信的小人，但为什么又一门心思要到“傀儡”门下去当食客，总嫌人家的聘书来得慢？平心而论，不管是讲新道德还是旧道德，我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饭碗所表现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心态与作派实在不敢恭维。透过上述几封书信，人们真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走近鲁迅”，发现一个原来未曾见过的陌生的鲁迅。要之，有事实表明，由于与蔡元培曾有旧怨，鲁迅当年在是否去吃“撰述员”这碗饭的问题上曾有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但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他最终是“吃你没商量”地接受了蔡元培所安排的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便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