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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军的这一思想也同样表现在他对“汉文学”及“国语文”的注解中。他在《揭破闷葫芦》一文中说：“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或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白话文’就是指‘中国国语文’。现在中国通称‘白话文’为‘国语文’。”张我军倡导白话文，正是出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思想，使台湾文学首先在文字工具上与祖国保持一致。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说只有学好白话文，才能进行新文学创作，并进而以此抗拒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以大陆新文学进展的目标与途径为指导，沿着五四的方向发展，而大陆文学界已“起了一番大革命”，经过了新旧文学的论战，使那一大座的旧文学殿堂破碎无遗，现在的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建造合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了。台湾文学界也应顺应历史的潮流，像大陆文学界那样拆掉旧文学的殿堂。然而台湾文人却仍然固守着那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如井底之蛙，自得于目力所及，因此鸿沟也便日渐其深了。张我军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忧虑：
我台湾自割归日本帝国以来，因种种的关系，对于中国的事情，不可得而知。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上、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思想上的急激的变迁，已完全变换了一个和从前大不相同之中国了。今日在台湾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实在的中国，相去委实很远！政治上的变迁，因有新闻纸为之报道，所以较为明白一点。至于政治以外的事，极少有人去研究、去报道，所以简直“莫名其妙”。我们从文学来说，台湾的人，不但多不知道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的状况，甚而革命前的——这三十年间的文学的变迁，也全不知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痛的现象！
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一文中，张我军对台湾文学也表现了同样的焦虑：“现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已开着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了。如新诗与短篇小说的发达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台湾却如何？还是满园荆棘，找不出一朵鲜花呀！”
为了填平这鸿沟，加快台湾新文学建设的进程，使台湾文学追赶上大陆新文学前进的步伐，张我军身体力行，连连撰文，系统地向台湾文学界介绍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情况，引进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等新文学主张，并评介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胡适、西谛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期望台湾文学界能起根本性的变化，开放出“无数灿烂的优美的花”，在“中国的文艺的花园里”绽放异彩。张我军的这些主张和努力，为地处海岛边陲和身处异族统治的台湾文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他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中明确指出：
现在的时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如政治、如外交、如经济等等都是世界的，文学也不能除外，所以现代的文学，已渐趋于一致，而世界的文学的成立，也就在眼前了。然而，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
他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就在眼前”，而台湾文学又是世界文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张我军认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世界为目标。于是，在大量引介祖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之外，他还积极介绍近二百年间的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以及各时期文艺思潮的特色与缺陷，开拓台湾文学家的视野，使台湾文学家放眼世界文艺的大环境，以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追赶先进的世界文艺思潮，成就台湾特色的文学品格，屹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张我军把台湾文学定位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其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改革之路，并最终与世界文学取得同步。可以说，张我军是把台湾文学放到世界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问题，他这种“全球化”意识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我军这种始于自强，放眼世界的文艺观，在当时是极具魄力和胆识的。这是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学家，对于本土文化的归属和发展所做出的极负责任的阐述和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这是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台湾封建势力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发出的回到祖国的急切呼声：“河山只在我梦中，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时至今日，这种声音似乎仍然萦绕耳畔，不绝如缕。
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化、民族心理认同来看，台湾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台湾是汉民族移民社会，是大陆（尤其是漳州、泉州）的移民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半睡眠状态的台湾才被斧头、锄头和枪声吵醒了”。吴法：《台湾历史札记》，（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6年版，第101页。因此，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是同源共祖的，“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页。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精致层面——思想、道德、伦理、哲学等——的凝聚，是对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把握、表现。它在精神的王国里追索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使人类得到精神皈依的启示，找到心灵的家园。
“家园”综合了家与故乡的双重含义。家是人所不能缺少的，故乡则是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没有家，人就失去了归依，没有寄托，终生飘零、孤独、寂寞，家是人委屈、彷徨、伤怀时惟一的避风港，是受惊吓时能够想到的地方，所以，人历经万险、受尽艰难，总想“有个家”。故乡则是人童年的摇篮，是亲情的发祥地，充满着父母亲友的抚育和关爱，因此，不论身在何方，魂牵梦绕的都是故乡的情、故乡的魂。无论一个人声名显赫也好，潦倒落魄也罢，心心念念的是“落叶归根”。可能现实中的故乡是贫穷的、落后的，但在心灵的深处，它却是一首童年的歌谣，是一首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充满着甜美与温馨。因此，对于人来说，家园是永恒的诱惑，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梦寐的归宿。
在这个家园中，人们可以超越物质领域的现世界，达到自由的精神所向往、叩问和追寻的彼岸。因此，漂泊已久的浪子，最终还是能够冲破重重束缚，呼喊出“我要回来”的渴望。“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运动者，由于在殖民体制下不能获得充分表达言论的自由，因此，文学道路自然就成为抒发心声的途径之一。”同②，第17页。文学可以给人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文人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向度，并以此唤起人们同样刻骨铭心的体会，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愉悦。因此，在文学的境界里，人们感到“就像在家里一样”，充满着皈依的温馨与实在。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被迫割让，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家园情结也因此格外鲜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为特征的“台湾文学性格”。
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铿锵高昂，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渴望祖国的神韵。旧文学虽也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反抗日本统治，但其旧文学封建、守旧的性质，决定了它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和软弱性，远不及新文学的坚决与开阔。但不论怎样，台湾文学中母语的顽强保留，不仅是对日本强制同化教育政策的反抗，更折射出民族文学意识的光芒。日本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灭绝汉民族文化，使台湾全面纳入日本的体制当中。面对这种压迫和同化，“故国意识”和“家园情结”就支持着台湾文学的民族意识，与异族的侵吞相抗衡，有力地摧毁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台湾人民忘祖的险恶用心。
因此，张我军基于历史情感、爱国情怀和台湾受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