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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主宰台湾文坛已是大势所趋，旧文学的嚣张气焰也渐趋低迷。但新旧文学之间的论争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事而发的争论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十年之久。然而张我军却是早已不屑于理睬那些旧文人的攻击和谩骂了，其眼光已转向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方向去了。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的一方面着手。但是，要知道，只有在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亡。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应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员骁将，张我军不仅接受了胡适这一“于破中立”的文学观念；而且在文学实践中，也是真正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旧文学颓倾之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适时开始“从建设一方面用力”。张我军等对旧文学的批判，犹如一把巨剪，剪开了密闭而暗黑的幕布，使台湾文学的时空一下子变得无比阔大和光明。
1925年3月1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随感录·无名小卒》，宣布自己不再理会旧文人的“臭文字”，而要“向建设方面努力”。同年8月26日发表于《台湾民报》第67号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也明确指出：“自去冬我引了文学革命军到台湾以来，在起初三四个月间，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但那不过是几个旧文学的残垒的小卒出来骂阵的罢了，由此可以知道台湾的旧派文学不值得一驳或一笑。于是我们第二步是建设了。”
从此，作为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的张我军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他作为台湾新文学建设“导路小卒”的时代。
第一节 文学理论建设
张我军是“真正把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带给台湾的”第一人。在建设台湾新文学理论和提倡台湾白话文方面，张我军“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开拓者之一”和“最有力的领导者之一”。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2页。
1924年至1925年台湾新旧文学论战期间，张我军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新文学的文章，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是当时其他的新文学倡导者所无法比拟的。综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张我军是把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视为楷模，尝试对台湾文坛如法炮制，希冀开辟出一条新文学的康庄大道。不可否认，张我军的文学理论确实脱胎于大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理论，但不能因此抹煞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倡导和建设方面的地位和贡献。
张我军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立足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了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传播之功胜于创见。这于当时也是惟一可行、不得不如此的文化策略。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已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创作实绩也相当可观；而孤岛台湾却仍旧死守着旧文学的传统不放，沉湎于僵死语言的编排之中。两相比照，天壤之别，优胜自见。但凡有点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身处大陆新文学运动中心的张我军，面对台湾文坛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决心破开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敲醒里面“从昏睡入死灭”的人们。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张我军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使他们感到“就死的悲哀”；更指给他们走出铁屋子并继而前行的路。这条路就是循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改革之路，摧毁台湾旧文学的殿堂。如果说，在此之前，台湾文坛是一汪死水（即便偶有微澜也是暗流涌动）的话；那么从此之后，则是一片波浪滔天、风起云涌的壮观气象。
这“兴风作浪”之人正是挑起台湾新文学大旗的骁将张我军。他用大陆新文学运动这枚重型炸弹炸开了台湾文坛的陈腐与死寂；引导五四文学精神到台湾来，为台湾文人展现了铁屋之外的那一片艳阳天；更是张我军在摧毁了破旧殿堂之后，建起了崭新的象牙塔——一座闪耀着希望之光的理想之塔。而这理想之塔的基石便是由大陆五四新文学移植入台的理论建设成就。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
具体来说，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要是为台湾新文学定位、文学语言的建设、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等几方面。
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与文学进化史观
在历史的版图上，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源，台湾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探其源流，是中国文学另一小溪的涌动，是异彩纷呈的中华艺苑中一朵美丽娇艳的奇葩。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文化仍然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台湾文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学的主流性制约；其二则是来自台湾民间的世俗性的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慢前行。当五四新文学的春雷惊醒了沉睡的台湾知识分子，张我军们所进行的文学工作实际上就是传播五四精神、介绍大陆的文化思潮和文学走向，并最终达到启迪民智、使台湾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张我军等人的努力是对大陆新文学的一种摹仿和移植。但是与大陆文学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汉文化传统积淀，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的中华色彩。因此，张我军等人对五四新文学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张我军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审视台湾文坛，认识到台湾沦为殖民地已近三十年，许多有知识的青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更有甚者完全接受日本殖民教育，以致对台湾文学的源流认识不清。张我军认为这是事关民族归属、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是应该首先而且必须廓清的原则问题。只有给台湾文学以明确的定位，才能了解台湾文学的源流、所继承的传统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等根本问题。
张我军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的开篇即明确指出：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在台湾处于日治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明确提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表现了他的民族骨气和学术勇气，并且对台湾文学的这种定位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根脉所系，而且为台湾文学效仿大陆的文学革命进行改造和革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源，同属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原则并不相悖，而是这一原则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表述。
张我军的这一思想也同样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