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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曾说，鲁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人”〔11〕，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也反映了鲁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姚文元对鲁迅作如许评价：“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灵魂、他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练出了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12〕
在姚文元等人的谋划下，鲁迅被安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显要位置上，与“红卫兵”小将们遥相呼应。白天的鲁迅于是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他的文字也仿佛《九阴真经》，成为革命时代的武林最高秘笈。我不止一次地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鲁迅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这篇文字里，鲁迅的快意恩仇与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嗓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即使不是落水狗，也会不寒而栗。此时（以及此后）的鲁迅，不断以“圣化”的形象出现——那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是意识形态为鲁迅量身订做的，并使鲁迅瘦小枯干的身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潜心阅读《野草》以前，我曾经读过一本《鲁迅的故事》，这本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完成的小册子，于1972年出版，一年后第二次印刷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册的发行量。出于“圣化”鲁迅的需要，这本书捏造了若干事实，比如《秘密读书室》一章，便捏造鲁迅于1927年在上海溧阳路一座普通的灰砖楼里开辟一间秘密读书室，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毫不犹豫地扬弃自己头脑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13〕。书中还附有陈逸飞画的《秘密读书室》的油画插图。在那幅油画里，鲁迅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用纸罩着电”，“聚精会神地”通读马列。
在“文革”后期一本名为《鲁迅思想的发展》的小册子中，作者对鲁迅的思想总结代表了当时最流行的观点：“鲁迅的后期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前期相比，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前期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最前列，为了当时的革命任务英勇奋斗，而且他的战斗是符合当时革命的要求的，做出伟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前期思想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片面性。后期与前期的区别在于：前期虽然有阶级观点，特别在‘五卅’运动以后，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明确，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但还不是自觉的阶级论者，而后期却是自觉地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前期对人民群众的看法还不够全面，过多地看到人民群众愚昧、麻木、落后的一面，认为需要唤起他们觉醒，但后期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最聪明，最有实践经验。前期虽然也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但要建立怎样的新国家，由谁来领导新国家还不是很明确的，而后期却明确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它而奋斗终生。”〔14〕汪晖指出：“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的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鲁迅研究被认定‘不仅关系到对鲁迅本人的学识和贡献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以及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未来的前进道路’。”〔15〕
这种以政治口径书写的文学评论，使以雄辩家自居的鲁迅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在顽固的政治公式的运作之下，“对于鲁迅精神中那些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现象”〔16〕，或以“前期思想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片面性”一言蔽之，或以庸俗的政治原则生拉硬扯地进行强制解读，或干脆秘而不宣。1972年5月，“石一歌”在《解放军报》撰文指出：“鲁迅的全部文学活动，都密切联系着中国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的。”〔17〕但它所说的“全部文学活动”，想必不包括《野草》的写作。无论怎样，《野草》都是鲁迅为这种政治阐释预留的一块绊脚石。即使今天重读《野草》，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对于这种图解的满腔怒气和巧妙的对抗。鲁迅的动作选择，一度被一个时代挑选出来了，放大并且定格，成为鲁迅的标准姿态，并像注册商标一样广为使用。但鲁迅以梦的方式，涂抹了他白天坚定的战斗姿态，使自己的动作重新变得含混不清。我们不得不跟随他的手势，来解读它们变幻莫测的暗语。
鲁迅对梦境的投奔是蓄意进行的。他把杂芜的梦作为抵抗现实逻辑的武器，如同疯人无须担负法律后果，梦也为鲁迅的思想提供了庇护所。在梦的包庇下，鲁迅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哲学探险，发出“怪鸱的真的恶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有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18〕，但这样的表白，在通常情况下，仅能以耳语的方式向他的情人低声诉说。而这种慌张和抵防的表情，显然需要夜色作为保护。于是，鲁迅开始意识到夜的重要性。按照普里高津的看法，那种把世界的全部复杂过程归结为几条基本规律的方法应该遭到彻底的摒弃，人们应当用新的多样性的解释语言，寻找解释不同现象的特殊语言〔19〕。他以假动作作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晃动之后，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成功脱身，奔向“昏沉的夜”〔20〕，并潜伏下来。于是，鲁迅以准确的笔调和诚实的态度，描写了自己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过程，以及猛烈呼吸黑暗气味的感受：“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21〕但这黑暗并非对现实生活的隐喻，而是一个更加深邃、神秘、复杂的世界。它令鲁迅迷醉，是因为它令鲁迅透过复杂的现象界，目睹了人的悲剧性境遇——那就是人类无量的罪恶与苦难，深渊般的虚妄与苦难，无法摆脱的毁灭，以及所有绝望的抗战。也正是这种绝望的处境，反证了生命的意义。“于是，在鲁迅那里，一切再也不显得那么单薄和程式化了。他笔下的世界总是蕴含着博大的、广阔的、有时甚至是神秘的艺术氛围。众多的感知触角、纷纭的意象以及无法察知的彼岸世界，在鲁迅作品中形成了辽远、苍冷的空间。这是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22〕。
但是，鲁迅在对梦境进行仿制的过程中，仍是保持着醒者的身份的。他所提供的古怪场景，是他苦心孤诣地打造的布景，而不是梦境本身。对梦的判断只有在醒时才能进行，我们很少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野草》提供的梦境，皆是符合清醒标准的梦境，而不是梦境本身。究竟如何对梦进行界定，梦与醒的界限又在哪里？谁能保证这个被各种理论所瓜分的世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