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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国家的严格管制和渗透，法家的政治思想也使中国区别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常常有人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借助王阳明的学说搞维新，而在中国却沦为“满街都是圣人”之“王学末流”？为什么韩国可以比中国更像一个正宗的儒教国家，有更严格的道德规范？或许，原因正在于日本和韩国吸取的是儒家思想中孟子、朱熹、王阳明一路讲究“仁义道德”、“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真正尊重“贤者”，重视教育，但并没有吸收法家的残暴以及道家的虚无和反智主义。而中国，正如秦晖所指出的，“法道互补”交相控制了政治和精神领域，儒家除了补台跑龙套，最终只能“吏化”和“痞化”以外，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以其积极的一面引导整个民族，无论朱熹还是王阳明的学说，最后都会在现实中被庸俗化、功利化，被“痞化”。这样看来，儒家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实际影响，可能远不如我们自己，也远不如外国人所想像的那么大。
最后一点，我以为秦晖对近代国家主义的剖析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前述的，即国家政权早在两千年前就越过县一级，打破“自治”的神话而“一竿子捅到底”，中国历史上从来就只有国家力量过强，抑制了民间，使得自治不发达的问题，而不存在国家力量不够强，反过来需要“增强”的道理。认识到这一点，对近年来不少中西学者已经接受的，关于中国从“天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需要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政权的观点，无疑又是一个大的挑战。近代以来那种以反宗族主义为出发点，最后归结于国家主义的思潮，在秦晖看来，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局——“似乎只要不是以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对国家主义替代家族和朝廷行使专制的揭露的确是令人深思的。
当然，秦晖的观点也有可讨论之处。他似乎暗示，只反儒家，不反法家，是近代“文化批判”的一大缺陷。但我以为既然法家的老祖宗是荀子，批儒也就有批法的意思在，单挑法家来批不太可能，秦晖对原始儒家的好感是否也过于理想化了？另外，中国文化中原本就缺少个体尊严和权利的一席之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于对强国和救国的急迫要求，人们不仅不可能去专门批判法家，很可能还盼望出现内圣外王、有开天辟地的气魄的法家人物来收拾局面，一统天下，至于这样的人物最终会带来什么，往往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想到的。更为奇异的是，倾向于法家的人物就他们本人来说都不“懦”，在初期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强调个人解放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扩张自我，改造社会，但这无疑会使他们表面上看来和追求个性的时代潮流合拍，更不可能挨批了，历史的诡谲或许也正在这里。
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再加以整合，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大主题。鲁迅在《故事新编》歌颂大禹、墨子，表现出复归墨家的倾向，是否暗示了他潜意识中既要个性不被压迫（反儒），又不想压迫他人（拒法），做一个实干的独行侠的理想呢？
事实上，墨学在秦汉之后，就被国家政权革出了思想系谱。独行侠又如何面对一个国家？鲁迅最终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
？ 傅光明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不仅家喻户晓，更尤其得小孩子们的喜爱，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唯一的老少咸宜型。但在小读者童稚的换算公式里，“孙悟空大闹天空”似乎就直接等于《西游记》。至少年幼时的我，在醉然于孙猴子大闹天空之余，顶多也就是还知道个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骗取芭蕉扇什么的。而今，我年幼的女儿也完全是陶醉在好几十集动画片的《西游记》光盘里，哪会有脑子去琢磨《西游记》的艺术与思想。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看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也就够了。
不是吗？不说小孩子，就是《西游记》的一般读者，恐怕也很少有人清楚或懒得知道从《西游记》诞生，直到“五四”以后，经胡适、鲁迅等人考证，才确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而在以前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吴承恩竟一直没有享受到著作权。一听大学者刘世德演讲《吴承恩与〈西游记〉》，才在他正面、直接的考据里，将《西游记》的著作权有说服力地归属给了吴承恩，并同时得以了解到作者生平的星星点点。比如《淮安府志》里关于吴承恩有这样的记载：“性慧而多敏，博及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可如此一个才俊，却让科举绊住了手脚，他自从考中秀才，一直名落孙山。四十多岁才补上一名“岁贡生”，总算有了做官的资格。耳顺之年都过了，才当上一个副县太爷。这样，有了些沧桑阅历的读者就该不难理解，原来作者是把满腹的不得志和满腔的愤懑、失意，寄托在怪力乱神之中，才天才地创造了那个敢于打破旧有秩序的英雄神妖孙悟空，来借神魔讽世。
另外，《西游记》也是文如其人的，它的“笔致诙谐”与吴承恩“放浪诗酒”、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一致的。也许正因为此，写出了《围城》的钱钟书，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不是别的，而是《西游记》。
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以前，民间传说、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有关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已经流传好几百年了。《西游记》里艺术虚构的唐僧，自然是脱胎于这位历史上真实的生活原型玄奘。但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这位大德高僧，又如何认识和分析小说中唐僧这个人物形象呢？
段启明将历史上的玄奘跟《西游记》里的唐僧对照一讲，我忽生出一点感悟：唐僧确实有许多性格上的弱点，懦弱无能，胆小如鼠，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听信谗言。明明是凡胎肉眼，识不出真假是非，还好歹不分，老是冤枉孙悟空。我小时候读连环画《西游记》，觉得他除了会念紧箍咒欺负孙悟空，什么本事也没有，一次一次地吃亏，还一次一次地上当。每每看到他被妖精捉住，恨不得赶紧让妖精把唐僧肉吃了才解气。等有些阅历了，就想得多了一些，一方面，他有菩萨护身，取不到真经是死不了的。从书里看，他本身就是如来佛犯了错误的大弟子金蝉子转世，死了就没戏了。
但另一方面，他信念坚定，为求取正果，面对权、财和女色的诱惑，丝毫不为所动。更难能可贵的，他骨子里品性良善仁厚，富有同情心。至少是一个为人正派的好人，像书里写他“端是一个好和尚”，没有坏心眼，对人不设防，至少从没想过去害谁。《西游记》里的妖怪一心想吃唐僧肉，是为了长生不老，结果一个个被降伏，也算是私欲导致的结果。这不正是吴承恩在拿神魔世界里的妖怪来说事儿吗？看似幻，实也是真啊。
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性格上不仅没有唐僧那么多的缺陷，且称得上是一位文化巨人。他少年立志，十三岁出家。用段启明的那几个定语来说是：追求真理，坚忍不拔，意志坚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偷渡出境”，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取道“丝绸之路”的新疆北路，历时四年，途经西域十六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克服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才最终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
《西游记》之不朽，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堪称首功一件。凡《西游记》的读者，恐怕没有不喜欢，也没有能忘记孙猴子的。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创造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神话英雄，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