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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六问（1）
【第一个问题】
您在《厚土》一书后记＜生命的报偿＞，有这样的一段话：
「……当我一篇一篇的写完这些小说，写着这篇后记的时候，我知道，此刻已是备耕的节气，吕梁山的农民们正在忙着下种前的农活：整地、送粪、选种，修理农具。等到种籽，他们就盼着下雨，盼着出苗，盼着自己一年的辛苦能换来一个好收成。他们手里握着的镰刀，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基本的形状；他们打场用的连枷，春秋时代就已定型；他们铲土用的方锨，在铁器时代就已流行；他们播种用的耧是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开耕垄上的情形和汉代画像石上的牛耕图一模一样……世世代代，他们就是这样重复着，重复了十几个世纪。那个被文人们叫做历史的东西，似乎与他们无关，也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这段话，像是预言了十五年后的《农具系列》。《农具系列》在台湾，之前在人间副刊登过几篇（我印象极深的是一篇＜连枷＞，写山村里一个小学老师在学校将被废的最后一天，仍带着一个小女童下地的画面），此次则由《印刻》首载＜镢＞、＜耕牛＞、＜桔槔＞、＜铁锹＞这四篇。在最外缘的形式、篇幅上看，似乎又从这之间漫长的大长篇写作回到了数千字的短篇，有一些关怀焦距的细微移转则耐人寻味。
我如今重新细读《厚土》系列中的＜古老峪＞、＜石眼＞、＜合坟＞、＜假婚＞…诸篇，仍是千滋百味，震动不已。像牲畜一样劳动者的形貌；土地山川总是无言地以辉煌或黑暗景观照看着这些悲苦又充满感性的小人影；对女人的渴想；对作工的崇敬；千年不变的农具；最低限度物质条件下的人际关系（人情世故）：这使得他们对悲剧、对逆伦的恐怖，常因被更艰难的「活着」之背景笼罩，而比城里人多了一分宽容。这些男人们的妒火、性欲、冤仇或一辈不可能翻身的苦境，他们常用一种不言而喻，近乎哑剧或仪式的私下方式过度过去。譬如＜眼石＞结尾的易妻或像＜选贼＞里那叫人笑里含泪的场景，或是＜驮炭＞、＜锄禾＞这些最原始的男女以民生物资交易肉身欢爱（甚至有一些奢侈的，近乎爱情的温柔）……
但是在《农具系列》中，那个「暮色中层层迭迭的山们惶恐地晃动着惊慌的额头，以为光明正在抛弃自己。其实他们不懂，那一层层如梦魇般漫上来的正是自己的身影」的封闭、残酷又温柔的古老世界被侵入了。千年不变的农具在这几个故事里全扭曲、改变，近乎荒谬喜剧的形式远离他们在千年前所被设计的功能。耕牛被扑杀、桔槔被当作偷运煤火车上媒块的杠杆、铁锹成了迎合城里人观光时「原汁原味」的滑稽戏道具……。这样看，您关怀、反省的界面，不但不是回归，反而跨得更远。虽然同样温柔而婉转。能不能请您谈谈关于《农具系列》的企图与发想？
答：确如你所说，我在《厚土》后记里对于农具的那段描述，是我现在写《农具系列》的基本动力。1987年夏天，在《厚土》的创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定价人民币八角钱。随后，就带了这本书去我插队的邸家河村住了几天。那时候，我虽然在城里已经工作多年，但还是每年都回邸家河。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就在劳动之余看了这本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对于农具历史的讲述，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们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一些被农民用方言称呼的农具，我原来一直认为那都是些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无非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没想到，却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人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后来，又因此引出对《王祯农书》的细读。）几千年来，被农民们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农具，根本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农业文明史，就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但是，有想法，有感触，还不能写小说。我当时还在写《厚土》，《厚土》的历史背景大都放在文革之中。一晃将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也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翻天覆地、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来形容。当然，社会的动荡、变化还不是小说和文学，但是，我已经不能再以《厚土》的方式重写“厚土”。多年来在文体和语言上的思考，多年来对于语言自觉的实践，种种因素导致了《农具系列》现在的模样——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都被我拼贴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我发明的超文体拼贴吧。我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第二个问题】
您在＜八姑＞这篇文章中，像电影幻灯片快转了隐藏在长篇小说《旧址》繁复故事网络后面的一条线索：随着官拜国民党中将的姑丈远避台湾的八姑。那像是一篇补遗；一则文革时期过于贴近您身世创痛（一辈子将青春与理想献给革命的父亲母亲，俱戴着种种罪名惨死于文革的疯狂噩梦中）的血泪谜面，更像是一篇时间的亡魂哀祷之歌。我读这篇文章时，全身起鸡皮疙瘩，被那应当是另一个史诗架构的大长天所涵藏的恐怖、荒谬、哀恸给击倒。您在此文中有一段日记，是一八八O年七月二十六日，您的父亲平反昭雪之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那天记下的：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被抄家至今已是十二年零八天。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母亲冤逝至今已是十年六个月零十天。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父亲含恨而死至今已是八年五个月零九天。从现在起，在过一个半月我就是三十岁的人了，翻过一页日记，难道真的就翻过历史？」
骆以军六问（2）
在＜八姑＞里，您写到一九八五年夏天，您辗转得知这位化身成《旧址》中「李紫云」这个角色的八姑，定居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一个老人公寓里，第一次通越洋电话时，姑侄两人隔着时空的远距肝肠寸断地大哭；您写到您对那老人说「一定要去美国看妳」时心底认定那是一句安慰的谎话（当时本没能力没机会去美国），您写到您带着一架相机回到家乡四川自贡，拍下那些冻结时光的「她的童年」——杜甫草堂、朝天门码头、古老盐井的井架、李氏祠堂、卖砣砣牛肉的小贩……——寄到美国，而八姑也将他暮年收藏如一生剪影的旧照片寄给您。这个故事我觉得像一个波赫士氏的，浓缩匣藏了半世纪以上华人所有动乱、离散、暴力催毁自身记忆的梦中之梦。它近乎不可能地展列了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各种时间差的悲剧形式：旧社会旧中国崩坏的大家族、革命长征、文革、知青下放、逃难南迁（这是我父亲那一辈人的故事）。远谪海外而失根……。您在故事的尾声写到，四年后，因为您的小说您接到了访美的邀请信，姑侄终于得以相见（在这堆栈了好多人的一生噩梦之后），临行前，您请了一位书法家写下四个大字：
「苍天有眼」
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该有怎样宽广的心灵视野，才得以拉升到这样的叙事俯瞰高度。置身在大历史图卷、置身在家族史森林、置身在单一个人身后拖长的不幸命运或幽微暗影，全被同情且理解（请原谅我用这么粗概笼统的形容）。
我记得您曾站在那位小说的「杨楚雄」，那位国民党中将姑丈位于阳明山国军公墓荒烟蔓草中的颓圮之墓前重复说着：「俱往矣……俱往矣……」能否请您谈谈「这个故事」在《旧址》这部大长篇之中，或之外，完成的，或未完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