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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有距离，所以他不过是看了一眼就扔掉了。
南北的裂痕似乎类似冲击—回应的结果，被这一内部的分裂所动摇的民族传统在银玉们身上已经所剩无几。在故事中被智欣爸爸反复提及的他的过去的光荣，那个作为特殊指称的6·25，在被国家机器遗漏了近二十年之后，再度因为某种动因，成为一种因社会再动员而“出土”的光荣。1970年的冷战背景无意中成全了这种对光荣的对个人期待，然而，个人光荣在遭遇和美国兵的纠葛时也必须退守，后者力量的强大似乎更接近一种由历史的必然而派生的压力。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潮流影响了更多的人。银玉家被通知失踪的爸爸已经“北投”，他们在瞬间丧失了国家资助，还要被监视和报告。银玉妈妈对于没有经济来源而困窘的生活的担心，超过了对丈夫的担心。个人行为的后果在二十年以后重塑这个家庭成员的意识和情感，当银玉哥哥对妈妈说，应该高兴呀，爸爸还活着，银玉妈妈回答的却是，高兴什么，我们以后怎么办。继昌国妈妈早巳被边缘化的生活之后，国家机器正挟持冷战意识形态边缘化银玉一家的生活，与此同时，再一次对人群进行割裂和区分，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生态。
犹如这二十年以来人们已经逐渐适应的秩序，新的社会结构生态当中也有其强制性的逻辑，要求人们按照其方式来调整自身的行为。美国军队、商品和英语此刻不但很难从日常生活中进行剥离，而且相当稳固地占据了可以派发象征资源的优势地位。1970年发生的对往事的再次清算，一面调整了人们的生活，一面把对外来人群和外来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转向自身分裂的部分。银玉和昌国妈妈命运的微妙区分或许是在无意中隐喻了这个张力的内化过程，在现代性的喧哗表象和裂解中的传统行为之间，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不能信任持续到故事结束。
也许金基德要人们知道，尽管他故事里的这些人看起来没有表情，情绪压抑，还常常表现得相当残忍，生活在一种没有幸福可言的状态中，然而，这些从未笑过的人群，仍然是知道幸福并且对幸福有所期待，只是这些期待全都被拒绝。隔着语言和文化的宽阔距离，在有形和无形的隔膜之外，并无可能细致准确地了解另一端的人群。在人与人那些相似的、也许还是共同的表情和行为里摸索着这个故事的脉络，情绪的起伏透过触觉牵动疼痛：由于那些难以进行区分的现代性和青春交织的创伤，人群在持续疼痛。
小国政治的艺术
■ 朱 琨
——读《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
今天，当欧亚大陆那一端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国际事务、思考国家安全乃至开展日常生活时，大陆这一端的人们也怀着欣羡和憧憬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自己的区域化之路。然而，十分有意思的是，当代亚洲区域化的实际开创者、坚定支持者和有力践行者并非中国、日本这样的地区大国，而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中小国家及其组成的国家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这固然令我们这些大国子民们感到些许的遗憾和失落，然而虑及当前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增强，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作用不断衰落，权力政治的手段逐渐过时的趋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千百年来，国际关系领域一直被视为大国竞技的舞台和博弈的棋盘。基辛格在其巨著《大外交》中，曾用深刻而富有历史感的笔触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规律，每一个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在十七世纪是黎塞留领导的“国家至上”的法国，在十八世纪是将均势艺术发挥到极致的英国，在十九世纪是以“欧洲协调”观念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奥地利，而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则是美国。可以说，所谓“大外交”，实际上就是大国外交，是大国权力政治的游戏。在大国的眼中，小国不过是他们舞台上的道具或棋盘上的棋子，是权力交易的筹码和政治游戏的牺牲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即认为“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决定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小国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这种对于物质力量的极端崇拜导致的是大国之间对于权势的无休止的争夺，由此造成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使得国际冲突不可避免，从而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米尔斯海默）。然而，通过阅读阿米塔·阿查亚教授所著的《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我们会发现另一幅与此截然不同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阿查亚教授的书中，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中小国家，通过社会化交往和互动造就了共同的制度、规范和集体认同，这种制度、规范和认同反过来又建构了这些国家在互动中的身份，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塑造国家行为，其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耜威胁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卡尔，多伊奇所称的“安全共同体”；同时，已形成的制度、规范和认同以其示范作用通过一定的制度手段和组织方式向外扩展，并为外部国家所接受，此即共同体的“溢出”效应。这表现在亚洲区域化的实践上就是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ASEAN way），它包括1992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东盟＋3”体制以及2001年开始建设的“东盟一中国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制度框架。“东盟方式”是小国政治艺术和灵活性的集中体现，它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表明，小国政治的艺术有可能打破“安全困境”和权力政治的怪圈，从而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且，小国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力量和规范的作用对大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阿查亚教授所着重论述的“东盟方式”涵盖两种形式的规范，其一是“法律一理性”规范，包括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区域自治与“地区问题地区解决”，不干涉主义，非军事条约和对双边防务安排的偏好等成文的正式规范和准则；其二是“社会一文化”规范，包括基于共同地记文化风格的非正式性、协商、一致、强调私人关系和整体的和谐等一系列明确或暗含的规范和准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东盟方式”所代表的亚洲文化的典型特性，其中蕴含着高度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精神，鲜明地体现了深谙与大国相处之道的小国政治艺术。
此外，通过对制度、规范和认同的强调，阿查亚教授表明了他对亚洲区域化研究的建构主义立场。正如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关于区域化理论和案例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大多数论著集中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像阿米塔，阿查亚教授这样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发展中世界的区域化进行分析，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并不多见；从国内学术界来看，本书的出版恰逢这样一个时期，即中国学者对于走出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日益关注，希望在更为广阔而丰富的学术背景下思考国际事务，研究国际局势；同时，从现实政治来看，崛起中的中国已经并将持续作为亚洲区域化的一个建设性的地区角色，因此，了解和熟悉区域主义的“东盟方式”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最后，作为本书的译者和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王正毅教授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忠实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并将之纳入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体系中，从而也使本书更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给经济哲学一个说法
■ 徐树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可喜的是，出现了经济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直接参与并对话的局面，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放在案头的这本书——《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就是一部研究经济哲学的专著，展示了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说起经济哲学，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哲学是哪路神仙，在经济学如此显赫之际硬要与经济学连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