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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狻爸滤锖榉摇⒁读疾拧⒘植瘛保ǖ�24卷第380页第7行）的信可证。
有一封写给“有壬兄”的信，标题作“致陈有壬”（第24卷第137页第11行）。参看后面写给汪精卫的信（第24卷第176页第213行）。可知此信的收件人是唐有壬。
有一封标题为“致《华侨日报》”的信，原文如下：
华侨日报：
（六月十五）登出《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你看了没有？我盼望你能看见此信，并盼望你能告诉我此信是不是伪造的。
此信第一段引我去年十二月十三夜讨论《邻苏老人年谱》的信末几句话，是完全真的。问题是，此信全部是真的吗？援庵写此信时，是自由人吗？
匆匆问安，并乞问恒先生安。
胡适 卅八，七，廿一（第25卷第408～409页）
从内容看，这根本不是写给《华侨日报》的信件，而是写给某一位友人信件的最后一页。我认为现在这格式并不是这一页信的原貌，而是编者为了把它做成一封信的样子而做出的处理。这一张信纸的开头部分我想当是这样：
《华侨日报》（六月十五）登出《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你看了没有？……
胡适是在美国写这信的，收信人也是一位在美国的朋友；信末问安的“恒先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负责人Dr。Hummel，中文名恒慕义。胡适致王重民信中多次提到这位恒先生。这封信的收信人，如果不是王重民，世许是另一位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或常有机会接近恒先生的人。这就有待研究胡适生平和交游的专家赐教了。
有几封标题为致胡天猎的信，对收信人的称呼，有一封作“天猎先生”（第26卷第647页第1行），有一封作“胡天猎叟先生”（第26卷第569页倒5行），有一封作“胡天猎隐先生”（第26卷第585页第1行），有一封作“镜塘先生”（第26卷第588页倒3行）。原来此人名韩镜塘，复赵聪信中所说的“韩镜塘先生影印的‘程乙本’……”（第26卷第735页倒3行）就是说他。这几封信的标题似以作“致韩镜塘？为好。
复兰屏信（第26卷第654页第8行），从本信中即可知道：兰屏名赵连芳（第 26卷第654页倒2行）。标题宜作“致赵连芳”。
致贾宝树（第26卷第706页第1行）。收件人姓霍，不姓贾。
五
承编者先生特许，可以写长一点，但以不超过万字为度。现已写了九千余字，不能再写了。还有标点符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与书名号有关的问题，文章的重收问题，注释方面的问题，排列次序的问题，等等等等，都不能再写了。也许以后另写文章吧。
这一篇我还可以写几百字，我想趁此作一点“最后陈述”。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以为《胡适全集》能够出版这件事本身就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一个读者当然希望自己心爱的书有更高的编校质量，不免有求全责备之心。听说出版者正在准备第二次印刷，我希望第二次印刷本较前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能够出大价钱购置这部书的，我想总该是上了档次的读者，其中必有哲学方面、史学方面、文学方面的专家。要是大家都来关注这部书，多提改进的建议，那么这部书也一定能够出一个很好的版本。
第1卷卷首的《出版说明》中表示：“《胡适全集》卷帙浩繁，底本情况颇为复杂，包含的学科门类又甚多。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历时十年，虽力求谨慎精审，但限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书中差误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时贤指正。”我相信这个声明，它准确地说明了产生差误的原因。现在我来作一点勘误，也就是响应出版者这一号召的意思。
社会转型中的学术使命及社会良知
■ 马 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市场这把“双刃剑”带来的身心不适，尤其当物质层面的问题延展到社会的诸多领域时，在面对社会分化、利益纷争、道德失常、伦理失范的情境下，知识分子的身心安顿、思想解困以及行为规范都现实地成了问题。稳定、平衡和秩序是转型社会头等重要的内容，就社会治理层面而言，它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深层次看，其规则的言说、界定、建构，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使命所在，存在的价值、意义所在。奉行独立办刊精神的《博览群书》，在这一潮流下担当的不仅是媒体责任，而且以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身份介入其中，高扬学术大旗，彰显社会良知。
记得2002年初秋的时节，我意外地接到《博览群书》杂志社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向农民道歉》一书的出版情况，并说希望我社配合，刊发一组评论文章。得到这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创办的书评媒体对我们西北大学出版社所出图书的关注，着实让我惊喜，惊喜我们的期待有了回应。一时间，从我们策划出书以来就存在的孤独、落寞感退隐了，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然而，很快我就恢复了冷静——按照以往的惯例，开口问道：需要多少钱？没有想到，我得到了很不客气的回答：我们杂志只做自己想做和该做的事情，做这种事情出于责任，并不是你给钱我们就做，你这样问话，对我们独立办刊精神是不够尊重的。这个回答使我初步认识了文化产业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的《博览群书》。我感到兴奋，继而感到惭愧。电话的那边接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社会给予的重视并不够，《向农民道歉》的作者有非凡的勇气，他喊出的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话题，而且是一个历史的、沉重的话题，是一个涉及现代化进程中九亿农村人口政治安排、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改进的话题，一个基层干部在压力型的工作格局中不为自己的“政绩”考虑，而是和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的生存、利益呐喊，这能不让我们重视吗？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自己的社会存在。最后我得知，对我说这番话的是《博览群书》的常主编。
《向农民道歉》是一本干部驻村手记，讲述的故事以农民打砸乡镇政府为开端，这个开端是敏感的；同样，故事以向农民道歉结束，深入地看也是耐人寻味的，它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三农”、乡村治理体制和基层民主政治、现行体制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等诸多的问题。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引起关注，《博览群书》决定组织由作者、党政官员、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共同对之展开讨论；而对这个讨论的把握，来自体制内部的党政官员的声音又是重要的。为此，常先生专程拜会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同志。
一个月后，《社会各界看向农民道歉》的评论特稿刊登出来。张全景同志、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栗战书等同志为代表的党政官员在文章中，对本书和书中讲述的马银录同志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一个人向农民道歉的声音得到了传播和放大。在随后一年左右，近三十种报刊五十余篇文章，对该书报道、评论或转载，中央和地方电视台也多次对作者进行专访。在地方基层政府的决策层也引起了回应。据湖北省委机关刊物《决策参考》杂志报道，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将本书反映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印发辖区党政官员，并指示在工作中给予充分的重视；新华网（四川频道）报道，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批示，要求全省组工干部以实际行动向马银录同志学习，切实践行“三个代表”，并将该书近五万串内容复印转发全省各级组工干部。
一部图书社会价值的多角度开掘，在媒体的社会承当中得到实现。著名学者荣敬本先生讲，你们共同创造了关于三农问题的新的话语，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社会思考。
2003年，当《向农民道歉》作者马银录因其写书的作为而在地方处于尴尬境地时，常先生尽其所能为之奔走。
对这本书的关注到对这个作者的关心，这是作为书业媒体的《博览群书》由学术而人文、而道义，超越责任范围的社会承当。
近三年来，我社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直把“三农”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治类的图书出版作为一条主线，现已出版二十余种此类图书，在这条主线的深化和延伸上，常先生多次与我们就这些问题讨论磋商。2004年6月，在我社《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之际，《博览群书》又以其独立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