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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在极左时期，尤其在“文革”中，找婚配对象的基础和标准是“阶级分析”和“政治挂帅”，造成了日后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
现代西方婚姻观主要是建立在浪漫爱情基础之上，并以双方各自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然而，这种婚姻观也不一定能使婚姻稳固。婚姻可由“浪漫爱”而得，也可由“浪漫爱”而失。
异族通婚的文化调整
任何婚姻都是参与者双方学习如何共同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必须不断互相调整自己，克服个性、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情趣爱好等差异，以便相互适应。这种调整也许是自然性的，也许是人为性的。
异族通婚的参与者当然比一般婚姻的参与者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难题，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甚至冲突。一对中美结合的夫妻，有了孩子以后，马上就面临几个问题：起什么名字？叫张小钢，还是叫詹姆斯？哪一种宗教礼仪？是接受教堂洗礼，还是到佛庙烧香请愿？怎样开庆生会？是美国式晚会，还是中国餐馆的八大桌酒宴？
一个中国丈夫的老父去世，按规矩，应跪拜行祭礼，而美国白人妻子，因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会拒绝这样做。
一个中国丈夫不习惯美国妻子与她的其他男性亲友接吻拥抱，而美国妻子则不习惯中国丈夫的亲友们一点身体接触的亲热都没有。
一个美国妻子过婚后第一个生日时，因为没有收到中国丈夫的礼物，也没有收到男方亲友的任何贺卡而懊恼。
一个中国妻子在请客的饭桌上用自己的筷子为客人夹菜，在她看来是尊敬或亲切的表现，而在她的美国丈夫看来，却是一种很恶心的举动。
现代婚姻是双方志愿签订，而后必须遵守相关规则的一项契约。也有人认为，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或游戏，参与者必须在认可的规则下和范围内展开活动，只不过，这种规则相对稳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和修订。所谓异族婚姻也不例外。
美籍华裔性学家郑文兴（译音）认为，一个成功的异族婚姻并不在于持续很长或没有离婚，而在于双方参与者不断进行“文化调整”，达到和谐的共同生活。
所谓的文化调整，有三种模式比较常见。
一、一元单向型调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异族通婚参与者的某一方放弃自己原有宗教、语言、饮食和社会活动等文化习惯，而服从另一方的全部文化习惯。因此，在“婚姻游戏”中出现某种零和结局，即“一赢”状态。
这种模式的原因恐怕有三。
一是某一方的文化背景极强有力或具很强的排他性，自然主导家庭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个嫁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教徒的中国女人，往往会皈依这个宗教；一个嫁给美国白种男人的中国女人，可能会让孩子完全放弃学中文而只讲英语，甚至在家里也只做西餐，不做中餐。
二是某一方的个人人格影响力极强，而另一方则很弱，强方总是以自己的面貌来塑造家庭生活，于是，弱方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而顺依强方。例如：一个美国丈夫强烈地要让儿子学打橄榄球，而中国妻子虽然觉得这种运动太剧烈粗暴，但还是依着丈夫的决定办；一个美国妻子坚持要在银行里开自己的户头，而中国丈夫虽然觉得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但还是顺着妻子的想法做。
三是现实环境的作用。
有的时候，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完全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某种特定环境或具体物质条件的制约或许可。例如：一个嫁给美国人的中国妻子，在美国，通常必须学开车自己到超级市场购物；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妻子，在香港，则要学着与当地富人一样雇用佣人为自己服务。
二、二元双向型调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异族通婚参与者双方都比较宽容和包容，由于各自并不放弃原本的文化，同时又对对方的文化并不反感甚至还加欣赏，于是，在相互妥协和通融中，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因此，在“婚姻游戏”中出现“双赢”的结局。
例如：一对东西方情侣在婚礼中，不可能同时用天主教和佛教两种方式，结果妥协的方式是，上午用天主教方式，而下午则是佛教方式；一对中美夫妻约定，家中的菜单采用轮换制，一天是中国餐，如锅贴、炒面，另一天则是美国餐，如牛排、汉堡包；一个中美通婚家庭，支起圣诞树庆祝圣诞节，几天后又用“给红包”来庆祝中国传统的春节；很多中美通婚的家庭，采用中英文双语教育孩子，或以中西医合璧的方式来治疗家中的病人。
有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会用一种中庸的妥协来对付差异。例如：一个中国丈夫按中国孝顺双亲的传统，给老母亲寄100美元，但按美国妻子的习惯是不给父母钱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只寄50美元；如果在一对通婚夫妻中，一个强调“多子多福”，而另一个则强调“独生子女”，那么，各让一步的结果就可能是一个不多不少的中间数。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混合”。例如：在美国式的家庭晚会上，可以放中国音乐、吃中国菜肴；在房屋装潢中，美国式与中国式的风格和情调可以相映生辉。
三、多元创新型调整模式
有的异族通婚参与者，可能互相既不喜欢自己的文化，又不喜欢对方的文化，于是决定各自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而创立一种两人都可以接受的新方式。例如：一对中美爱侣，既不喜欢教堂结婚的方式，也不喜欢洞房花烛的方式，于是，干脆来一个旅行结婚。
有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们，为了避开由各自文化引起的太多麻烦、烦恼和冲突，而有意发现第三条道路，甚至随机性选择。例如：照西方的规矩，在晚宴中，女士们先入座，然后才是男士；贵客应坐在女主人的旁边，男性和女性则一个隔一个围坐在桌旁。而照中国的规矩，则是按尊长辈分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安排座席，这样一来，当然是男士第一了。贵客必坐离门最远处，而男女主人必须是离最尊贵客人最远处。面对这种麻烦，有的中美夫妻干脆舍弃上述两种礼节，采取一种不管男女尊贵，一律随机入座的方式。
中美婚恋的性科学分析
打破中美婚恋研究的传统局限
1996年，在英文《美国亚洲杂志》上，两位华裔学者考琳·方教授与珠蒂·杨教授，在《寻求合适的婚配：华裔日裔美国人的异族通婚》一文中，提出了较新的研究角度：一是过去的异族研究大都注意亚裔女性与美国白人男性之间的婚恋，而现在应该同时注意亚裔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婚恋；二是过去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统计的数据，而现在应该更重视实质性的个例面谈；三是过去的研究大多对异族通婚作一种同化主义的解释，例如认为异族相互之间在身体和社会差距上得到缩小之后，才可能真正谈得上浪漫爱或和谐婚姻，而现在应该打破这种偏见。
但这两位学者仍偏重旧华裔移民及他们下一代的异族通婚，而没有注重新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新移民和留学生。例如她们访谈的19名女性和24名男性都是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代表了废除反异族通婚法和民权运动的一代。
经过访谈，这两位学者总结了七条：（1）可接近性是异族性爱与协调的先决条件。所有访谈对象的异族通婚都是有充分接触的机会，如在同一学校或同一工作单位相知然后亲近，然后在浪漫爱的基础上建立的婚姻关系。（2）对本族异性没有有效的接触或时机、地区不对。有的女性被访者原本打算找一个同文化的异性对象，但在婚龄期或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却没有机会碰到本族的异性，而接触的几乎都是异族异性，于是担心年龄大了将来更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便在白人中凑合找了一个。（3）对本族异性的不满。许多访谈者，不管男女，认为本族异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如白人男女更有吸引力。此外，亚裔女性认为本族男性对她们不能平等对待。（4）认为美国文化优于一切文化，而本族异性落后于流行的美国文化，在价值观、爱好、生活态度方面都太过时。（5）对自己父母属于原属文化的婚姻不以为然。不少被访者企图避开老一辈的婚姻模式。（6）担心近亲交配和“乱伦”，因为被访者的一代的同族圈子很狭小，血缘关系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