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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西方丈夫会对东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恼火，觉得她没有头脑，没有选择，更没有主见，是一个乏味透顶的女人；有的会觉得她表面无异议地附和，实际上是怕负责任；还有的甚至认为她言行不一、心机叵测、难以对付，因而心存戒备。小说兼电影《喜福会》中，那个华裔女子若丝对洋老公泰德总是说“是”，结果成了离婚的一个借口。
一般说来，东方人说“是”与西方人说“是”，往往含义不同；而两者所说的“不”，往往含义也不同。
东方人说的“是”或“不”，往往表达一种对既定人与人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态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却往往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的暂时确定性，或者说只是对某一事实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
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说的“是”或“不”，并不是对某种特定事物或意见的直接表态，而是对她应该遵守的那个价值体系的间接表态，符合那个体系就是“是”，不符合那个体系就是“不”。
比如上述那个对话，一个传统的东方妻子，说“是”，并非是对应该不应该到赌城、有无兴趣、什么时候去、赌博对不对等具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丈夫地位、价值和权威的肯定。
与此相反，一个现代西方妻子在这个对话中所说的“是”，则可能是从自己的兴趣、当时的情绪、有无时间、交通是否便利、在赌场怎么安排孩子等具体问题的考量后，所做的肯定回答。
与一般东方人又不同，中国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复杂性，它们既有所谓儒家的伦理“确定性”，又有所谓道家佛家的某种“无为”或“随缘”的“不确定性”。中国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时，明显带有回旋的余地和保留的态度，当一个小官僚或小买卖人说着“是是是”或“不不不”时，你很难弄清他到底是什么态度。现代的中国人更一般不爱直接用“是”或“不”作简单判断。例如当一个西方主人问一个中国客人，是喝咖啡、可乐、果汁、冰茶，还是其他什么饮料时，后者常常习惯地回答“随便”、“都可以”、“无所谓”、“马马虎虎”等等，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谢谢”的用法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很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谢谢”可以也应该用于一切关系和场合，包括夫妻之间。如果丈夫或妻子帮对方做了一点什么，或给了一点什么，对方很自然就会说声“谢谢”，如不说，会显得气氛很不融洽。换句话说，你说了“谢谢”，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不说，就有点特别了。相反，在日本，“谢谢”绝不应用于家庭之内，因为那是见外的表现。在中国，一般家庭中，夫妻之间若用“谢谢”反而不亲密，显得一种陌生感。因此，在东西方通婚中，仅因为“谢谢”都会带来误解和不愉快。
异族通婚有哪些问题？（2）
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一类因口语用法（Colloquialism）引起的交流和沟通问题。此外，一些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如表情、手势、姿势、身体接触等也会引起通婚双方的误解和隔阂，因为它们往往表达某种情绪和态度。例如一个中国丈夫看到白人妻子与各种男性亲友熟人拥抱，甚至亲吻，也许会感到不愉快。
“幽默”是另一个引起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重要方面。在一种文化中可以“幽默”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是绝对的禁忌。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因为一句“玩笑”引起种族冲突，甚至残酷的流血事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幽默的表达和接受常常被误解，因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二、价值问题
不同的文化强调不同的伦理标准、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
总起来说，西方人注重独立性、自主性、竞争性和以权利为主的个人主义，而东方人则注重相关性、服从性、合作性和以义务为主的整体主义。
西方人的家庭注重其成员的平等关系、自由抉择、个性发展和各行其事，而东方家庭则注重其成员的尊卑等级、依附关系、定向发展和家规伦纲。
由于不同的宗教、地区、行业、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即便是同一大文化中，也有亚文化和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以上种种价值观的差异，会使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产生障碍、隔阂，甚至冲突。如果一个家庭中，夫妻的一方强调平等关系、自由抉择、个性发展和各行其事，而另一方强调尊卑等级、依附关系、定向发展和家规伦纲，双方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生活。
三、实际问题
价值观虽然重要，但作为主观标准的价值与作为客观实践的行为不一定相符合，甚至常常会背道而驰。
人们在实现主观价值的过程中，受到客观环境、物质条件、现实利益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干扰。
例如，一个白人姑娘为了冲破种族的藩篱，想嫁给一个黑人青年。有人对她说，在你作决定之前，最好先到黑人贫民窟去体验体验。于是，她专程到纽约哈雷姆区呆了一阵，发现自己并不能适应黑人区的生活。再例如，一个中国女留学生一向追求西方式的个性自由，但毕业之后一直找不到职业，居留身份有了问题。于是，经人拉关系，嫁给了一个白人卡车司机。婚后才发现此君酗酒吸毒加嫖妓样样都干，一回家就逼她口交和肛交，她虽然痛苦不堪，想离婚，但一想到自己的绿卡，就不得不继续忍受煎熬。
四、原型问题
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建立在原型（Stereotypes）上的偏见，即人们经常不把某一个人当作具体的个人，而当作一种文化、一个种族、一种宗教、一个阶层、一个行业或一种性别的代表。
这种“原型偏见”可以是“正面”视角，例如，看见一个白人，就联想他代表了现代文明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结果却发现他是具有完全相反特征的人。它也可以是“负面”视角，例如：看见一个黑人，就联想他代表易于犯罪的种族；看见一个阿拉伯人，就联想他代表伊斯兰教恐怖集团。
当一个人寻求异族配偶时，很容易把他或她当作其文化或种族的代表，结果在婚后产生与原型偏见不符合的现实状况。例如，一个白人男性“偏见”中国女子都是温柔贤惠的，一个中国女性“偏见”白人男子都是浪漫幽默的。结果，婚后很失望，那白人男子是“薛文起悔娶河东吼”，而那中国女子则是“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五、环境问题
任何婚姻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或是正面支持，或是负面压力，而异族通婚的参与者受到的环境影响更是强烈。
这种影响首先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如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戚或宗亲；其次来自同代人，如朋友、熟人、同学、同事、战友或有同一爱好的伙伴；再次来自所属的地方社区、社团、教会、组织和工作单位等。
一对异族恋人由婚前的浪漫转为婚后的现实时，上述那些影响就会日益突出。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娶了东方女人的白人男人受到相当的压力，亲友们不参加婚礼，同事们也不邀请参加晚会，两口子甚至被餐馆拒绝入内，找职业也成了难题。这种情况可能使婚姻更坚定，也可能使之解体。
六、目的问题
每一种文化对婚姻的定位、诉求和目的不尽相同。家庭成员的如何分工、什么样的生育计划、怎样教养儿女、怎样进行家庭预算、选择哪一种居住环境等，不同的文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东方传统的婚姻观主要是传宗接代，不断完成以血统为纽带的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因此，婚配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男才女貌、门当户对”。男子的主要职能是支撑门面、挣钱养家，女子的职能则是管理家务、生儿育女、供夫泄欲。
中国大陆在极左时期，尤其在“文革”中，找婚配对象的基础和标准是“阶级分析”和“政治挂帅”，造成了日后许许多多破碎的婚姻。
现代西方婚姻观主要是建立在浪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