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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郭沫若培养了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对诗词的兴趣，对《庄
子》、《楚辞》、《史记》等文章进行了广泛阅读。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
政论文章及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民主主义思想使郭沫若受到启迪和影
响。由于他不满黑暗的学校教育，曾三次被校方斥退。此时的郭沫若已初步
显示出叛逆的性格。
第二阶段：日本留学时期（1914—1923）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
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
在日本前4年的学习中，郭沫若阅读了许多外国名著，从泰戈尔、歌德、
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中吸取了多方面的营养，同时也受到了泛神论思想
①
的影响。他认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便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
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思想对他以后创作《女
神》起了重要作用。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适合于诗人把宇
宙拟人化、诗化，与他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合拍，也为他在文学
艺术领域发挥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泰戈尔的无韵诗，激发了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死的诱惑》、《新
月与白云》、《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诗歌创作。1919年爆发的
“五四”运动，使郭沫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看到祖国新生的希望，心头长
期的郁闷和个人的激愤就像埋在地下的岩浆一样奔腾翻涌，尤其是美国诗人
瓦尔特·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1919年下
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女神》中的
大部分诗歌，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名篇均
出自这一时期，它们最早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当时的创作除收入
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外，还有许多集外佚文。这些诗歌的发表，奠定了
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帝反封的
爱国思想，冲破了旧诗词的枷锁，奠定了自由体诗在中国的地位，对中国新
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夏，郭沫若开始翻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未出版）；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论诗与文艺的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
年和钱君胥一起翻译了德国史托姆的《茵湖梦》。同年7月，与成仿吾、郁
达夫等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1、1922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
但黑暗、落后的中国使郭沫苦的理想破灭，就是历来被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
也成为他寄托其抑郁和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
诗篇就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第三阶段：回国（1923—1928）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到上海。与郁达夫等人
① 《郭沫若文集》第10 卷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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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并经常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的极盛
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较大
的变化和发展，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他不仅高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
①
产阶级的精神”的口号，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
②
路” 。从此，《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女
神》中对工农的赞美。《前茅》便是诗人这一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年，
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
君》；新诗 《留别日本》；散文《梦与现实》等。
1924至1925年，有几件事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一是
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
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开始减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二
是 1924年春夏之交进行的社会调查，使他对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了新的认
识；其三是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主，军阀的暴行使郭沫若奋笔
疾书，起草了 《五卅案宣言》。从此，他由一个泛神论者成为激进论者，由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郭沫若的文艺观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
住时代精神。1925年，他配合当时反帝形势的需要，写出一部三幕历史剧《聂
嫈》。
1926年1月，小说戏剧集《塔》出版。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出版了译作《雪莱诗选》。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4月，诗集《瓶》出版。5月，
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严厉声讨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8月4
日，郭沫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初，诗集《前茅》、《恢复》，译作《浮士德》相继出版，
此时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大多数的人
们”的口号。2月下旬，郭沫若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第四阶段：在日本10年 （1928—1938）
在日本的10年间，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
奴隶社会的存在，写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
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
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
者之一。此外，他还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
伐途次》等自传、小说、散文等，并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的刊物《质文》
撰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海外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
①
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的10年，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
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抗战以后（1937—1978年）
②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归国
杂吟》等7首诗就是归国前后感情的抒发之作。郭沫若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
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 号，1923 年5 月。
②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23 号，1923 年10 月14 日。
① 《我要说的话》，载1941 年11 月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战声·归国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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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编《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以抗日为题材写了话剧《甘愿
做炮灰》。
1938年，郭沫若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后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的抗日宣传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
历史剧，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写了《甲
申三百年祭》。1945年6月应邀出访苏联，写有《苏联纪行》。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新中国
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职务，长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新华颂》、
《蔡文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