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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还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文学分离主义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5期上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他又在《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还热忱地呼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再往后，在1978年8月的《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上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里，1980年6月的《中华杂志》203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一文里，陈映真又反复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文学领域里新分离主义的逆流了。
紧跟叶石涛的是彭瑞金。1980年12月，他在《台湾文艺》70期上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从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的发展趋向“工具化”、“现实化”提出了批评，展示了他的传统本土论者的文学本位立场。其实，彭瑞金这篇文章是替叶石涛来回应陈映真对于《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的。彭瑞金在文章里攻击了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有意肯定了50、60年代作家的本土创作，实际上是在延续70年代的陈映真、叶石涛的论争。这场论争还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一次直接交锋。
那是1981年1月，詹宏志在《书评书目》93期上发表了《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文章里，詹宏志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者，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的，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文学“旁支”和“边疆文学”之说，或许过于简单，容易引发误会，但是，詹宏志的中国立场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实际上又是陈映真的中国立场的延伸。这一年10月，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召开，陈映真和叶石涛都是评审人，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会上，叶石涛支持彭瑞金，陈映真力举詹宏志，争辩激烈，双方相持不下，评审会因此延期，最后不得不另选其他作品颁奖。由此，“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立和论争又趋于激化。
詹宏志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分离主义者的攻击。先是高天生在5月的《台湾文艺》72期上发表了《历史悲运的顽抗》一文，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接着，《台湾文艺》杂志社邀请詹宏志与本土作家巫永福、钟肇政、赵天仪、李魁贤等人对谈，话题是“台湾文学的方向”。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这一年7月的《台湾文艺》73期上。同一期的《台湾文艺》还刊出了应邀参加但没有出席的李乔（壹阐提）的书面意见搞——《我看“台湾文艺”》，还有宋泽莱对于詹宏志的回应文章《文学十日谈》。9日，《文艺台湾》74期还刊出了彭瑞金的《刀子与模子》一文。
座谈会上，詹宏志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并不否认台湾文学的成就及其特殊性，他要肯定和强调的是，如果在政治上台湾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文学上，台湾文学势必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詹宏志还是坚持说，站在中国来看台湾文学，台湾势必成为边疆文学。
会上会下，反对者对詹宏志的文章发难，还是表现在用所谓的“台湾结”来对抗“中国结”。
比如高天生。他就反对将台湾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亚流”，强调要面对台湾文学的“独特的历史性格、文学特色等，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文学史对象来加以处理，就如我们独立处理台湾史一样”。高天生还指责詹宏志将台湾文学“置放于整个中国文学中去定位”，“是一种迷失历史方向后的错乱”，是在“动辄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诽谤文学前辈”。
又比如宋泽莱他在攻击詹宏志的《文学十日谈》一文里，以台湾为中心，提出了台湾文学的三个传统，然后归纳出台湾文学自足的价值，其势汹汹地质问：“台湾文学有她的独特经验，……有那一个人胆敢宣称台湾文学是一种‘支脉的’、‘附属品的’文学呢？”他称台湾人为“弱小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他又把台湾文学放在第三世界文学的位置，与中国文学是对等的位置，从而排斥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的任何作用。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2）
再比如李乔。针对詹宏志的主张，他强调了两岸的分离阻隔。他说：“虽然‘中国文学’被原乡人携带来台，但是整个文学原野被斩断了，文学泉源被阻塞了”。
再就是彭瑞金。他攻击詹宏志，是说詹宏志预设了“中国统一”的政治立场。彭瑞金说，文学的“价值与政权的变化压根扯不上关系，台湾文学自有从文学出发的价值评定，和中国统一与否不发生影响”。他是从文学和政治分离而论的手法，排除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发生的作用。
直到1984年1月，陈芳明在《台湾文学》82期上，发表了《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对詹宏志的主张还进行了攻击。他认为，詹宏志不是“从它本身固有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立足的现实环境出发”，而是“站在台湾岛屿以外的土地上来观察台湾文学”。陈芳明说：“詹宏志的彷徨与无助，再次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矛盾与缺漏。”陈芳明攻击这“以中国为中心的情结，只不是知识分子自我缠绕的一个情结，在一般台湾人心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观念里，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的中心其实是他们立足的土地。”
这一次的较量里，从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的言论来看，已经显示了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一种浓厚的“去中国中心化”的色彩。
这时候，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思想界、文化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十分激烈，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浊浪也有了进一步的汹涌。那是以《文学界》创刊为起点的。
叶石涛在1982年1月中，和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施明元等人一起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叶石涛说，他和《文学界》的愿望就是“整合本土的、传统的、外来的文学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在《文学界》的创刊号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