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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就是“整合本土的、传统的、外来的文学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在《文学界》的创刊号上的《编后记》里，叶石涛标举了“自主化”的口号。他说：“这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学的确产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台湾文学离开‘自主化’的道路颇有一段距离。我们希望台湾作家的作品能够有力地反映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执着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与人民。那些站在空沿的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咤的文学，只是损害勤朴人民心灵的毒素，它是一种可怕的公害。”在《台湾小说的远景》（叶石涛：《文学回忆录》。1983年4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一文里，叶石涛终于正式打出了“自主性（originality）”的旗号。
叶石涛和《文学界》的这一表态，他的“自主性”的主张，立即得到了海内外“台独”势力的夸奖。
比如，1982年4月的《文学界》2集上，彭瑞金发表了《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呼应了叶石涛的“自主化”、“自主性”的主张，鼓吹台湾文学要认同台湾，以台湾为中心的“自主化”为发展方向。文中，他对“台湾文学”下了一个定义说：“只要在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在台湾这个地域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台湾文学。”初看起来，这个界定似是而非，然而，彭瑞金强调的是“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意识，是针对陈映真等人的“中国文学论”而发的，他突出的是台湾与中国已经不是一体的现实，所以，文章里，他还攻击了“生于斯，长于斯，在意识上并不认同于这块土地”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者，把他们的文学排斥在“台湾文学”之外。彭瑞金的“台湾认同意识”还是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的延伸。彭瑞金的发展则是在于他去掉了“台湾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只留“台湾”，正是“去中国中心化”的结果。由“本土化”出发，彭瑞金把“自主化”更加引向文学“台独”了。
又比如，1983年4月13日陈芳明就在美国洛杉矶写了一篇《拥抱台湾的心灵——〈文学界〉和〈台湾文艺〉出版的意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美丽岛》周报上。陈芳明按捺不住他的万分激动，欣喜若狂地欢呼，经历了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和1979年高雄事件之后，“中国精神”已“后继无人”，台湾本土文学终于与“本土政治结合起来”，迈入了“新的里程”。对于《文学界》上叶石涛所发表的那一段声明，陈芳明说，那是在“肯定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这种强调，“在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发展”。由此，陈芳明还异想天开地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诞生乃是必然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陈芳明还公开宣扬了他的“文学台独”主张：“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句，陈芳明在为叶石涛和他的《文学界》叫好的时候，还提到了另一个杂志《台湾文艺》。《台湾文艺》是在1964年4月由吴浊流独资出版的，维持到53期时，1976年10月，吴浊流不幸去世，改由钟肇政、钟延豪父子接办，但一直经费不足，最后依靠远景出版社扶助。1983年1月15日，《台湾文艺》80期开始，由医师陈永兴接办，李乔主编。这以后，从100期到1987年1月104期由李敏勇负责，105期到120期由台湾笔会接办，主编有杨青矗、黄劲连等人。陈芳明称《台湾文艺》80期是重新出发。他提到《台湾文艺》在重新出发时发表的一篇“宣言”——《拥抱台湾的心灵，拓展文艺的血脉》。那“宣言”说：“《台湾文艺》是台湾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文艺杂志，从创办以来，它就一直代表着台湾同胞的心声，扎根在台湾宝岛的土地上，反映出台湾社会实际的面貌。”出版后，编者又强调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传达出本土的、自主的、自尊的斯土斯民心声。”陈芳明也十分看重《台湾文艺》的这一表态，吹捧它所肯定的“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必然铸造作家的意识和思考模式”。
从陈芳明的文章开始，台湾岛内外的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已经尊奉叶石涛为提出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第一人了。
开始，叶石涛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尽管还有“中国文学”的外衣，还喋喋不休而又信誓旦旦地说，“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说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还白字黑字地写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弱小民族的自决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讲到“来自祖国大陆的承传”，还振振有词地表演说：“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至于他在1977年讲到的“乡土”，他也乔装打扮一番，改口说：“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属于中国的。”然而，叶石涛的伪装，也掩饰不了他的心机。在回忆他和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关系时，在《府城之星，旧城之月》、《〈文艺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等篇章里，宣泄了他对后来的人们批判“皇民文学”的不满，为他自己日后大翻“皇民文学”之案埋下了伏笔。
随后，就是1987年2月《文学界》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1985年完稿的《台湾文学史大纲》，分别在当年11月和次年2月、8月的《文学界》、12、13、15集上先行发表。1987年成册出书时改名《台湾文学史纲》。）了。1996年7月7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老家为他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写《序》时说，他“从青年时代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湾文学史，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台湾人的文学活动，以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于是，他写了《台湾文学史纲》。只不过，叶石涛写的时候，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在1996年的这篇《序》里，叶石涛说是：“《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顾虑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因此，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以及左翼作家的思想动向就无法阐释清楚。……各种的不利因素导致《台湾文学史纲》只聊备一格。”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3）
其实，即使是碍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体制而不能放肆地宣扬自己的强烈的分离主义和“台独”主张，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讲了许多“中国意识”的假话，叶石涛还是在《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顽固地表现了自己。1985年12月，他在《台湾文学史纲》初版本的《序》里就说：“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它一向是‘汉番杂居’的移民社会，因此，发展了异于大陆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民情。特别是日本统治时代的五十年时间和光复后的四十年时间，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格。”叶石涛还说：“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果然，叶石涛还是在这部《台湾文学史纲》里喋喋不休地阐明了他所谓的台湾新文学的“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和“强烈的自主意愿”。
比如，说到30年代初有关“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叶石涛偏偏要说，在论争中除了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外，“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30余年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这是“正确而不可避免的途径”；作品，则“有效于表现强烈的本土性性格”。至于那些“新一代的日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