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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明漂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里，就涉及到“台湾话文”了。他说：
假如我们同胞里面，要说这个中国的白话和我们的白话是不同的，可以将我们的白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岂不是比中国的白话文更好么？我就说也是好，总是我们用这个固有的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只有台湾和厦门、泉州、漳州附近的地方而已，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久也要用他们自国的白话文，只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怎样会独立这个文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地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台湾，是用祖国通用的白话文，还是将台湾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人们是有不同的考虑的。经过比较，一是考虑使用区域小，使用人数少。二是考虑该“白话文”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以及今后的前途，黄呈聪最后还是确认“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普及祖国通用的白话文。
前已说明，1924年10月，连温卿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言语之社会的性质》和《将来之台语》两篇文章，从语言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过“台语”。他说，言语和民族的敌忾心是一样的，言语的社会性质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语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则保护民族的独立精神，极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又说，近代的政治思想，是把国家的理念和民族的理念视为同一的，同一民族必须服从同一政治权力之理想，同一民族必须使用同一的言语。因此在德国便有一种说法：德国在那里，那里就可以听到德国语。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若有民族问题，必有言语问题。连温卿讲了一个实例：荷兰用国民血汗换来的税金，聘请德国人在荷兰大学用德语讲课。由此一个荷兰博士生警告说，消灭荷兰的不是剑，不是铳炮，而是德语。所以，连温卿认为，以统治者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是殖民地当局的语文政策。联系台湾的实际，反抗统治，抵制同化，就要保存台湾语，进行整理，加以改造。至于如何保存，如何整理与改造，遗憾的是，他的《将来之台语》一文只发表了一半就停笔了。我们没能读到他的意见。
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所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这不过我们有种种不得已的事情，说话时不得不使用台湾之所谓“孔子白”罢了。倘能如此，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显然，张我军的这番话是针对“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而说的，但反驳无力，其原因在于他说得不尽科学：（1）作为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能用另一种方言为标准去责难它这不合理那不合理，至于它被使用的区域小，或被使用的人口少，那是历史上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生活因素形成的，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根据。（2）作为闽方言中的一支次方言的闽南方言的台湾话，和汉语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等一样，都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去粗存精，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语言，在台湾话还处于待提炼的状态的时候，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说它没有文学价值。（3）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统一了文字，各个方言区，包括使用闽南方言的台湾地区，都采用了统一的方块汉字。不能以此说，没有某方言的文字就是“下级话”。在方言与方言之间，绝没有上、下之别的，有的只是殖民统治者使用的语言歧视被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之别。而且，在这里用“下级话”，是不是也反映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我军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再说，张我军恰恰是以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为标准去审视台湾话的，所以，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上述不尽科学的说法。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台湾回归祖国的必然前景，从民族文化的归属，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关系来考查，张我军的主张——“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是正确的。张我军也试图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论述，只是说得不全面、不透彻罢了。另外，从张我军的论述来看，他确实也感到，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话之间是有距离的，要“言文一致”，又如何办呢？为此，他又专门研究“中国国语文法”，探讨解决的办法。1926年在台南新报社出版的《中国国语文法》的《序言》里，他说：“用汉字写台湾土话的，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白话文’”。这表明，张我军也是在设想缩短这种距离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9）
除了张我军在探索，赖和等其他台湾新文学先驱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89号上发表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就是他思索后的认识。在他看来，“新文学运动”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在台湾，中国的白话文，还是不能做到“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势必要从台湾话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使言文真正做到合一。又比如，1927年6月，郑坤五在《台湾艺苑》上尝试着用台湾话写作，以“台湾国风”为题，连载民歌，并且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
这一切都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走向深入，要尝试着解决祖国通用的白话文与台湾口语的矛盾，进一步真正做到“言文一致”了。从这一点看，这也就是“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发生的内因。
30年代的这场论争发端是黄石辉的文章。
1930年8月16日，《伍人报》第9号至第11号，连载了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出发，黄石辉写道：
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