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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1）
游览无锡美景的人们，往往流连于太湖周边，以及惠山、锡山一带的风光，很少有人 会想到去看一下曾经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它的旧址，至今依然保留在无锡繁华市区东面一 条僻静的小巷里，被周围现代化建筑包围着，显得逼仄而孤立，早已没有了当年绿树成荫、 弦歌满堂的意蕴。我曾经三次光临这里，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晚明史上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 岁月。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和他的朋友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建立的，距今（2004年）正好400周年， 内心的呼唤促使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顾宪成与东林书院。
一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城南东林书院与城东东林书院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四年在考举人的乡 试中名列第一，四年后，以二甲二名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官场就锋芒毕露，对内阁首 辅张居正有所微词，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出来“匡救”。当张居正病重时，举朝 若狂，纷纷设立道场为之祈祷，顾宪成看不惯这种阿谀行为，从不参与。同僚为他捏把汗， 在讨好张居正的慰问信上代他签了一个名。他得知后，立即骑马赶去，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种秉性，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万历二十二年，已经出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顾宪成，因 讨论“三王并封”（明神宗不愿把长子立为太子，宣布长子与另外两个儿子同时封王），以及 会推内阁大臣的事宜，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弟弟顾允成、 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他们把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相与讲求学问，显出前 所未有的洒脱。既然在政坛难以施展，还是静下心来做学问吧！
仰慕顾氏道德学问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 与士子们讲习学问。由于地方太小，不能满足需要，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 意恢复宋儒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师事 二程，精研孔孟之道。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典故，就是此公求师心切的佳话。他 以“龙图阁直学士”衔告老致仕，在无锡创办书院，以著述讲学为事。因杨时别名龟山，又 名龟山书院；后人建道南祠奉祀杨时，又名道南书院。
顾宪成常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他多次 凭吊杨时书院的废墟，叹道：“其在斯乎！”那意思是说，理想的讲学场所就在这里。时机终 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恢复常州龙城书院成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 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同意，修缮了杨龟山先生祠，又和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 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顾宪成之前，已经有人欲兴复东林书院。那是明代成化年间无锡人 邵宝，希望恢复杨时的东林书院。高攀龙后来给顾宪成写传记时，回顾东林书院的历史时说： 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宋代杨龟山先生在那里阐述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停办，那里成了僧 舍。成化年间“邵庄公图修复之，不果”。邵庄公就是邵宝，邵宝“图修复之，不果”云云， 出于大名鼎鼎的高攀龙之口，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 恢复杨时书院虽未成功，却在别处创建了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连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 陈列说明，都不明就里，因此值得一说。
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彀，第一个对此做了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 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南，城东者为“东林本”，城南者为“东林支”。 成化年间邵宝欲恢复杨时书院未果，就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外新建一个东林书院。关于这一点， 王守仁：（即王阳明）写的《城南东林书院记》是最有力的佐证。阳明先生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比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早了76年，故他所说的是另一个东林书院，即在城南锡伯渎畔的东林书院，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则在城东弓河畔。王阳明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与举子复讲学于期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先生之旧……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可见顾宪成创建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毫不相干。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以致无人知晓，现今无锡东林书院旧址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自身历史沿革的解说词中，没有一句话提及此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有鉴于此，我想告诉读者诸君，无锡城南锡伯渎畔曾经出现过一个东林书院，而本文所说的东林书院，则位于城东弓河畔，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从《东林书院志》看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撰《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可惜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刘元珍只得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令人遗憾的是，刘元珍英年早逝，《东林志》没有出版。清初，无锡人严彀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版。这是关于东林书院的第一本志书，由上卷、下卷及附录组成，虽然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但失之简略。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版。光绪七年（1881年）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上就是目前所见的三种《东林书院志》，是深入细致了解东林书院的第一手史料。
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这当然是几十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今天 新认识东林书院，必须以历史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才能揭示真相。
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顾宪成与东林书院（2）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在他的《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亦不敢以为是也。”他给予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