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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金价暴涨，原料成本增高，卷烟厂商请求放宽税等；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亦惧怕卷烟统税收入减少，遂于1930年10月1日开始，实行三级税率（即“旧三级制”）。三级税制仍以每五万支售价为纳税标准，售价在五百四十元以上的为第一级，纳税银二百二十五元；售价在五百四十元以一至一百五十元的为第二级，纳税银五十六元；售价在一百五十元以下的为第三级，纳税银三十二元。
1931年2月又试行新三级税制，经半年试行，于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三级税制没有改变旧三级税制的纳税等级，只是提高了税率。第一级纳税银三百零五元，第二级八十一元，第三级三十九元。
1932年3月21日，又改为二级制（即旧二级制），征税单位仍为五万支。售价在二百六十元以上的，纳税银九十五元；售价在二百六十元以下的，纳税银五十五元。后因国民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且急需军费“围剿”红军，便于1933年12月5日起提高税率，规定以五万支售价在三百元以上者为第一级，纳税银一百六十元；三百元以下者为第二级，纳税银八十元。这就是所谓“新二级制”。
2棉纱
棉纱统税实行从量税则。1931年棉纱一征统税时，其税率是以本色棉纱二十三支者为标准，二十三者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税二点七五元（银元，下同）；二十三支以上者（即细纱）每百斤征税三点七五元。但因棉纱出厂和售卖时，多以“包”为计算单位，每包的重量多在三百斤以上，于是，纳税计算单位改为“包”，规定本色棉纱二十三支以内，每包重量在三百一十七斤以内者，一律作三百一十二斤计算，征税八点五八元；在二十三支以上，每包重量在三百一十七斤以内，作三百一十斤计算，征税十一点六二五元，以上两种规格的棉纱每包重量超过三百一十七斤的，仍按实际重量计算征收，这一税率直至1935年没有改变。3火柴
火柴统税按安全火柴、硫化磷火柴和散装火柴三类分为三种。
1931年火柴统税开征时，安全火柴的纳税标准是以火柴的长度和每小盒火柴的支数划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火柴为长度不满四十三公里，每小盒支数不满七十五支者，每一大箱（即七千二百小盒，下同）征税五元（银元，下同）；乙级火柴为：长度在四十三公厘以上，五十二公里以下，每小盒不超过一百支者，每一大箱征税七点五元；丙级火柴为：长度超过五十二公里，每一小盒在一百支以上者，每一大箱征税十元。
1933年修改火柴统税率，按火柴盒的体积大小和每盒所装支数为计税标准。规定甲级火柴：盒体长四十八公厘，宽三十四公厘，厚十六公厘，每盒支数为七十五至八十支者，每一大箱纳税十三点五元；乙级火柴：盒体长五十九公厘，宽三十八公厘，厚十八公厘，每盒支数为一百至一百零五支者，每一大箱纳税十七点四元；丙级火柴：盒体长五十九公厘，宽四十公里，厚十八公厘，每盒支数为一百一十五至一百二十支者，每一大箱纳税二十一元。
硫化磷火柴和散装火柴的税率均各有不同，兹不赘述。
4水泥
水泥统税开征时，实行从量税则，以“桶”为计算标准，每桶净装水泥三百八十磅，征税零点六元（银元，下同）。如每桶重量超过标准重量十分之一以上者，应按比例增税。但当时水泥包装混乱，有用桶包装的，有用麻袋包装的，亦有用纸袋包装的，且各种包装重量多寡相差极大，按“桶”征税实际不可能，故基本上是按实际重量计征。1930年11月，将磅折合为公斤（每磅等于零点四五公斤），规定每桶水泥为一百七十公斤，按此标准征税，税率不变。其实水泥包装仍然混乱，规格不一，各种规格的纳税标准纷杂。
为增加财政收入，1933年11月又提高水泥统税。包装重量为一百七十公斤者，征税一点二元；一百一十三又三分之一公斤者，征税零点八元。其余各种不同规格包装的，均依次提高税率一倍。
5麦粉
麦粉统税亦实行从量税制。规定以“包”为计征单位，每包重量初为四十九磅，后改为二十二点三公斤，每包征税零点一元（银元，下同）。以后无多大改变。外有麸皮，大包重量为三十点八四公斤以上者，征税零点零五元，小包重量为三十点八四公斤以下者，征税零点零二五元。
6熏烟
熏烟统税最初于1928年7月在皖、鲁两省开办，税率为每百斤征税三点六元（银元，下同）。1930年3月，河南省也开征统税。财政部为整理税收，统一征收起见，将上述三省熏烟税率改为每百斤征税四点五元。这就是熏烟统税的开端。不过，此时制度尚不完善，直到1933年4月，熏烟才正式纳入统税范围，每百斤征税四点一五元，不能切成烟丝的散碎熏烟每百斤征税二点零七五元。
7啤酒
在实行统税前，啤酒税都采用从价税则，值百抽二十。1933年6月，啤酒纳入统税范围，改为从量税则，不论售价多少，每一大箱（内装四十八瓶，每瓶装一点一四升）征税二点六元（银元），桶装啤酒按实际容量征税。
（四）统税的实质
统税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新税，是国民党政府税收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旧中国赋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其实质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统税在开办时，税率较旧税大大提高。例如麦粉，开办统税前每包征银是四分，1931年实行统税时，改为每包征银一角，提高了一点五倍。其余各项货物的税率开征后，大部分都有提高。统税征收数量也迅速增加，1927年统税开办时，征收总额是六百万元，1928年达到二千九百七十万元，仅一年时间就增加了近四倍。1935年，统税征收数量已达一亿五千二百四十万元，占了当年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这些急剧增加的统税收入，来自于对广大消费者的剥削。统税时由购买商品的广大消费者负担的，而统税货物又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品，因此，统税无论是税率的提高，抑或是征收总量的增加，无疑都是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征收统税时，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直接威胁。统税征收的对象，大多数是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而这时的民族工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已处于萧条，多数民族工业工厂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旧货过多，新货很少，资本周转极为困难。再遇统税增加，真是雪上加霜，只好被迫减产或关闭。还必须指出的是，统税征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重于外国在华企业。以棉纱税为例，棉纱统税征收标准以二十三支为界，二十三支以上为细纱，以下为粗纱，细纱又有三十二支、四十二支、六十支、八十支等；粗纱又分二十支、十六支、十支、四支等。支数不同售价即异。支数相差越多，差价越大。当时六十支纱售价四百元，征统税十一点六二五元，四支纱倍价一百元，征统税八点五八元。前者售价是后者的三倍，税负之差却仅三元，前者仅比后者高出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九，如果以从价计征计算，前者纳税率是百分之二点九，后者却是百分之八点五五。可见，这种税对生产细纱的厂家有利，对生产粗纱的厂家不利。问题在于，细纱生产者多是外资在华工厂，民族工业工厂多数是生产粗纱的。因此，纳税低的是外资工厂，纳税高的却是民族资本工厂。统税不但未能保护民族工业，反而打击了民族工业。民族工业不只受到来自政府高税率的打击，还要遇到税制给于优势的外商的竞争。该税加给民族工业的负担，已不是阻碍其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威胁其生存的问题了。
国民党政府对统税曾多次进行修改。这些修改都是征得了帝国主义同意或给予外商以优惠后进行的。否则，外商就“抗不照纳”、“不肯就范”。外商又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特大税户，如1936年占统税收入的第一位的卷烟税，百分之六十一来自英美烟草公司。如从这点看，即使华商卷烟厂全部关闭，仅靠英美烟草公司，国民党政府的烟税收入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帝国主义通过统税支持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即投挑报李，通过统税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