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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德国人占领时青岛市即征收过地价税和地价增值税。地价税分为两类：一类为官厅出售给市民的私有土地，征地价税百分之六，二为未经官厅收买的私有土地，按原田赋额分等征钱，一等地征洋三角五分，二等地征二角五分，三等地征一角五分。凡居民买得土地登记后，可以自由买卖转让，所得涨价的差额，除去因改良土地投资额及本息外，应缴千分之三百三十三的增值税。1922年青岛收回后，仍沿用此制。1932年则重新估计地价，分两类征税，甲种为原官厅出售的土地，征税百分之二。如建筑延期则递增至百分之十，每年分四期由财政局征收，以一、四、七、十月为征税期。乙种为私有土地，地税与1922年以前相同，于每年十二月一次征收。两种税每年共计征收十八万九千元。
广州市：广州市于1928年开征临时地税，因平均地价尚未估定，照估定地价征收。其估定办法：第一，以征收临时地税前，最近月份所收租额，照周息一分推算产价；第二，如系平房以产价二分之一作地价，二层楼以下三分之一作地价，三层楼以四分之一作地价，其余数推。其税率，宅地为地价百分之一，农地为千分之五，矿地为千分之二。土地转移（除抵押外），每次须纳土地增值税，以十年为一届，纳增值税土地改良费不计征。其税率采用累进制：凡增值未及原价一半者征收增值的五分之一，超过一半不及一倍者，其一半部分征五分之一，超过部分征四分之一。超过一倍以上者，超过一倍部分征三分之一，其余照前征收。广州市土地税每年征收数不一，1928年收三万四千四百余元，1929年为三十四万九千余元，1930年、1931年均为六十九万九千余元，1932年为九十万元，1933年则增为一百零三万元。地税每年增加。土地增值税每年约十二万元。
杭州市：1932年筹办地价税，调查地价并整理成册，送审后制成估定地价表和地价分段图公布，翌年又制成地价税册及地价册，6月开始征收地价税，税率为地价的千分之八，年分两次征税。每年征税额约为三十二万元。
此后，南昌、镇江又陆续开征地价税。1937…1942年之间，全国开征地价税者有四十九个县市。由于开征地价税涉及地政，即以整理地籍为基础，而地籍整顿迟迟未办，征收地税的推动也就极为困难。国民党统治时期地税征收未能普遍推行，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三、土地陈报和田赋推收
（一）整理地籍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时期所用土地记录是沿用时代的鱼鳞册，相去已三百多年，多与事实不符，地、户、粮三者往往不相一致，有地无粮、有粮无地、或地少粮多、或有契而土地已转他人之手。地政极为混乱，为不法官吏的舞弊和地主的逃税造成有利条件，其结果则是政府税收短绌，而提高地税税率的结果，地少者负担益重。所以清理田赋必先清理地籍，清理地籍最根本的办法为清丈土地，此法是清理田赋之治本方法。通过清太土地可使地户粮归纳在一起，按地可以得户，地税也就无法逃脱，以达到平均赋税、充裕财政的目的。清丈土地后，又可取得征收地价税的依据，为开征地价税作准备。但是，清丈土地费时间长，花费也大，国民党政府无此能力从事此项具体工作，仅实行土地陈报和田赋推收。
（二）土地陈报
土地陈报是整理地籍治标之策，需费较省，实行较易。土地陈报指土地业主将其户名、田地四至、坐落、面积、粮额自行陈报登记，各县即据此编成籍册，再以此项册籍为依据纠正田赋不实，也可作为清丈土地的第一步。
1934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提出举办土地陈报一案，并拟定办法，经国民党四中全会、行政院、各省市征集意见，最后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土地陈报纲要三十五条》，举办土地陈报。1941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对办理土地陈报原则、实施计划作了新的规定。土地陈报由地方转为中央接管，划定区域，限期完成。到1941年底，已陈报土地者达四百余县。管理土地陈报的机关，在1941年前为省土地陈报处，隶属民政厅、财政厅。县设县土地陈报处。1941年底财政部接管田赋和土地报陈报后，中央由田赋管理委员会内设整理处赋籍科主管，各省田赋管理处第三科主管土地陈报，县设土地陈报处办理。前面已述整理地籍为田赋整理的根本办法，因当时政府无力推行，于是采用土地陈报的办法。此法推行后，“全县地籍洞悉无遗。在粮多田少者，自可以剔除其不合理之重累；在粮少地多者，自可以使其负担之负担；平衡负担之效，由此可见。”可见办理土地陈报后按土地多少负担田赋，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税负。再是经过土地陈报后，查明无粮土地、或黑地，负担田赋土地增加，在此基础改订科则，可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如河南陕县，办理陈报后，溢出田地六十八万余亩，改订科则时，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六十五，而省县盈收三万七千余元。又如安徽当涂，办理陈报后溢出地亩二十八万亩，改订科则时，减轻人民负担达百分之二十九，而省县盈收十一万余元。其他省也有类似情况。但土地陈报只在局部地区取得效果，实际上在许多地区未能达到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士绅阻挠。如厉行陈报，其结果必然是大户过去匿漏的赋额会被清查出来，他们的负担也必然会加重，因此士绅们千方百计利用陈报土地的弊病，进行反对，或要求缓办。致使土地陈报总的看来收效不大，均衡负担的目的也未能达到。另外一个原因为陈报土地不实，技术条件差，无法核查，陈报后仍有姓名的错误、亩分的错误、地类的错误、等则的错误、地界的错误等。既然错误甚多，要公平负担又谈何容易。再次为经办人员不尽责任。经征田赋人员拥有大量空白粮串，如田土清理后，再无法利用这些粮串任意征收从中渔利，因之经办土地陈报时敷衍了事，以达到混水摸鱼之目的。
（三）田赋推收
要厘清地籍，有治本和治标的办法，清丈土地为治本之法；土地陈报为治标之法，两者都必须办理土地转移登记，即办理田赋推收。所谓推收，即土地产权转移时，其应负担的田赋随之而转移，一方面由原业主推出，另一方面由新业主接收，故称推收。其目的是为保持户地粮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地有所归，粮有所稽。未办推收时，由于各省无一定之规，无一经管机构，或办理不认真，造成产权转移后，田赋减灭紊乱，弊病丛生。由此可见厉行推收对田赋整理关系极大。1934年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方外明定“厉行田赋推收”，并于1940年公布《田赋推收通则》。由于田赋属地税，省自为政，办理情况各异，收效甚少。1941年田赋收归中央、拟定田赋整理方案，于1942年公布《办理田赋推收应行注意事项》，厉行推收办法。各省按照推收办法的规定，在田赋管理处成立第四科专管推收或项者共有二十一省，在县田赋管理处设第四科专办推收事项者计有七百九十县，已着手推收事项者有十八省省，在县田赋管理处设第四科专办推收事项者计有七百九十县，已着手推收事项者有十八省
国民党政府还规定推收与税契联系办法，田地产权转移时，应照章办理推收，并完纳契税。由于契税很高，故影响推收的进行，加上推收后，户、地、粮三者不脱节，逃税者再无机可乘，因此，奸吏劣绅百般阻挠，致使推收也与土地陈报一样，收效甚少。
四、兵差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后差较之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为兵差的种类增加、范围扩大，数量上增加得更多。
据1929…1930年报纸上所记载，此期的兵差：骡夫、挑夫、兵丁、钱币不计算外，其他所征派的实物，已经差不多有一百种。包括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多种用品，甚至包括棺木、化妆品、海洛英在内。这两年征发兵差的县分，全国达八进二十三个，其中黄河流域的省区负担兵差最重，征发兵差的地区达到全区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一三。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后，发动全面内战，兵差则成为国统区内最为普遍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