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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捐:是太平天国对地主的一种临时摊派。派捐数量按资产多寡而定,“多者数知,少者亦数百。”
除上述各项课捐以外,还有一些课征名目,如:房捐、柴捐、局费、经造费、免冲钱、上忙公费、天王捐等。有的实行的时间不长,有的实行的范围较小。其记载不详。
太平天国后期为形势所迫捐税较多,比前期加重,给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尽管如此,太平天国的赋税比清政府统治区要轻。呤 对两者作过比较,他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鲜明的对照,是公正的,正规的,简便的。”就连太平天国的敌人如雷寿男也说:“贼假仁义使地方相安,……又善取之,轻取之,民浙有乐于相安者。”咸丰十年正月王柏心致曾国藩书也说:“贼专恃刮敛,以充战糈,然尚能疏节阔目,民畏之怨之,犹尚恕之,……此所以根株盘结,历八九年而不可摇者也。”
总之,太平天国的赋税,对旧制度即有沿用,也有改革与创造。由于始终处于战争环境,其赋税制度处于初建阶段,还不完善。但与日趋半殖民地化的清王朝的赋税制度比,有一些带根本性的区别。如太平天国在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主豪富,对外坚持保护民族利益等方面是旗帜鲜明的。
第十章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赋税(上)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夺了政权,建立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由于南京国民党政权对外制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除级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憎爱分明了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二十多年的统治。
第一节 概论
一、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
国民党政府建立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1929…1933年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输出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最后将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为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不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努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侵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并在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时,美国则利用借款拉扰国民党政府,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的控制。抗战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趁英、日等国暂时无力向海外输出资本之机,打着借款和“援助”的招牌,扩大对华投资,独占了国统区市场,把国统区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
在帝国主义扶植下,国民党政权向军事独裁方向发展。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抒矛头指向人民革命,妄图扑灭革命运动。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但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它的灭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下,它迅速土崩瓦解了。
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权不仅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而且依靠其政治军事强力,在经济上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的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它赖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手段是金融垄断。国民党政府建立后,自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5年止,先后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开设了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还控制了其它一些有相当实力的二流银行。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从而初步完成了对中国金融的独占。
1939年10月成立了“四联总处”,作为最高金融统治机关,使四行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加强了对私人金融业的管制。由于四行的垄断地位,使四行的存款额占到当时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八之八十到九十。抗战胜利以后,四行二局接收了一大批敌伪银行资产,实行更得到扩张。到1946年6月底,官僚资本银行占国统区银行总数在三分之二以上,达到二千四百四十六家。
商业方面,国民党政府以资源委员会及其它垄断组织控制了锑钨的运销以及棉纱棉布等货物的买卖。抗战期间,又成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等机构,垄断了丝、茶、桐油、猪鬃、钨、锑、锡、汞等主要进出口物资,进行统购统销;对食盐、糖、烟、火柴等日用品实行专卖;对花、纱、布、钢铁、煤、木炭、汽油、煤油、水泥等实行管制。这些机构,严格垄断了国内外贸易。
在工业方面,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由举办军事工业始,进而对民族资本工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吞并。1943年,在大后方的三千七百五十八家工厂中,官僚资本工厂资本总额占百分之六十九以上。这些工厂无论是在工人数量或动力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伪工厂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其中百分之九十转移到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手中去了。在接管大批敌伪企业的基础上,四大家庭还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垄断组织。在国统区全部新式工矿业资本总额中,四大家族官营工业资本占了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至于交通业方面,四大家庭更是独占了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等。
在农业方面,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直接控制了农村的经济作物。中国农民银行还直接控制着农业贷款,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土地,垄断农业生产,榨取农民血汗。
总之,四大家庭的垄断势力已经从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无论在商业、工业、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发展到了顶峰。
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族工业的衰退和破产。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占或曾有过短暂的发展。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即已陷于萎缩状态。
1927年至1937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益,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进行反革命战争,加重财政搜刮,更由于四大家族开始了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上农村经济严重衰败,因而民族资本新设厂数逐年减少,工厂注册数和资本额逐年下降,大量工厂改组和歇业。甚至连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也不免陷于破产或半破产乃至被吞并的危急状态。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其中包括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工。旧中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仅从沿海地区的工业看(这里的面粉厂占了全国面粉厂的百分之六十二,纱厂占百分之七十七,火柴厂占百分之五十三。主要的国防工厂也分布在沿海),战争开始以后,虽有部分工厂内迁,但多数工厂却来不及搬迁而陷于敌手,损失惨重。
内地的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需工业品一向依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开始以后,帝国主义和在华外国工厂对中国工业的压力减轻,沿海工业产品的内销也中断。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西迁,沦陷区人口大量流入后方,对工业品的需要量增大,以及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增加,以内地工业发展提供了需求市场;随着沿海工厂的内迁,技术力量也进入内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官僚资本以及民用资本也需要找出路,加以抗战初期物价上涨幅度不大,对工业生产还有一定刺激作用;因为战争的缘故,国际市场扩大了对战略物资的需要,也刺激了后方资源的开发。所有这一切,促使内地工业发展。从1937年起,后方新设工厂数逐年增加,到1942年新设工厂一千一百三十八家,其中民营厂占一千零七十七家。
但是,民族工业的这种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发展时间极为短暂。从1943年开始,这种发展就开始缓慢下来,并趋于衰落。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