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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代前期的赋税
清王朝的统治，自顺治九年（公元1644年）入主中原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推翻，共二百六十七年。其中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前的一百九十六年为清代前期，鸦片战争后的七十一年为清代后期。前期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会的晚期，赋税制度虽与以前各代有所不同，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非本质上的区别。后期日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性质随着发生变化，一方面保留着封建性质，另一方面具有殖民地的性质。本章专会清代前期的赋税。
第一节 概论
一、清前期政治经济概况
明末，由于统治者横征暴敛，酿成农民大起义，结果，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清军入关初，对无辜人民大肆屠杀和掠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清统治者为了消除反抗势力，完成全国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顺治康熙年间，实行高压与收买相结合的政策。
在军事上，清政府在全国各地驻八旗兵，以监视人民的活动，镇压人民的反抗。
国家机构的设置，在中央，沿袭明代设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又特设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真正的掌权机构，雍正时又设军机处，皇权更为集中。地方行政机构分省、道、府、县四级，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以严密控制人民。
为了满足满族贵族的土地贪欲，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圈地。名义上只圈近京各州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实际上很多农民的土地及其房屋也被圈占，弄得农民倾家荡产。虽有“拨补”规定，但往往不能兑现，或只拨离京不远的不毛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流亡外地，有的留下作满州贵族田上的农奴。圈地运动前后持续二十多年，共圈占土地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圈占的土地大部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作庄田，部分给旗丁。皇庄和王庄实行的是一种落的一农奴制。所以圈地不仅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在生产方式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清朝统治者对江南已经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也采取压制的政策。在纺织业发展的苏杭地区，设置织造衙门，强迫大批优秀的工匠进入官营机房服役，规定民营每户织机不得超过一百张，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制陶业方面，清政府把大批民窑收归官营。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与明末退到海上的反清势力或外商接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勒令沿海人户向界内后撤数十里，还提出“片板不准下海”。严格的禁海规定，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实行上述高压政策的同时，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权巩固以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为了解决“赋税不充”造成的财政困难，清王朝也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
（一）减免赋税
清统治者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即宣布自顺治元年始，所征赋税除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蠲免，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地亩钱粮仍照明代《会计录》原额征解。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免征正赋一年，归降州县虽非经过者，也免征本年正赋三分之一；工商业者的负担，也有减轻；关津抽税，准免一年，凡属时末增加的，并行免除。直省州县零星税目，也一概严禁。康熙年间蠲免赋役钱免以及区域性蠲免，重要的有三十余次。为了使佃户也得到免赋的好处，曾规定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乾隆时间，还先后四次普免钱粮，三次普免漕粮。
（二）行“更名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顺治初，制定了垦荒办法，奖励官员招民垦荒，对移居垦荒的人民实行优待，免征钱粮三年，以后又放宽到六年。规定数年无人耕种的土地，可以任人耕种。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并明令把明末皇室、藩王所占田地给实际耕种的人为永业，号为“更名田”。第二年，又鉴于“更名田”输粮之外，又纳租银，重征为累，规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其纳租”。从而减轻了对这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完全处于自耕农的地位一例输粮，免其纳租”。从而减轻了对这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完全处于自耕农的地位
随着明末清初荒废的土地逐步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清实录》记载，耕地面积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为五百二十六万顷。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685年）达八百五十一万顷。雍正三年（1723年）达八百九十万顷。
（三）发展生产
清前期，统治者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康熙年间大举治河，兴修水利，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他组织民工用筑堤和疏导结合的办法，使原来被淹没的土地复得耕种。此外，还完成了永定河的修浚工程，开挖了一条二百多里长的新河道，旧河两岸不少地方斥卤变膏腴。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和精耕细作，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显著提高；经济作物面积也扩大了，棉花、烟草种植普及全国，甘蔗种植普及沿海各省。
清初的经济恢复措施，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康熙年间，明末清初受到摧残的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纺织、矿冶、陶瓷、制糖、造船等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地方上还兴起许多市镇，最有名的是佛山、汉口、朱仙、景德四大名镇”史载这一些地方“远近商贩，肩摩踵接”，繁化超过明代。
清代，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一部分佃户、雇工和奴婢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得到了土地和一定程度人身自由，这得到了清朝的法律承认。清政府把佃户当作“良民”，还解除了明代留下的贱民籍，把徽州一带的伴当、世仆“开豁为良”。乾隆时，有些长工和雇主“共坐同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康熙年间，“滋生人丁，记不加赋”等政策的实施，都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康熙到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历史上称为“康熙盛世”。但自乾隆之后，封建社会的痼疾，统治阶级日益益腐败，使国家由盛转衰，最后走了上半殖民地道路。
二、清新期的赋税特征
清前期的赋税，总的趋势是日益加重，虽然清军入关后的几年，曾多欠下诏蠲免明末加并禁止增派，但这是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减轻阻力的需要。实际上，当时的军费开支浩大，减免赋税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边免边增，明免暗增，特别是当清统治者的政权稳固之后，朝加派和地方浮征开始增多。这一方面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使赋税增加成为可能，再者，通过赋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之后，赋税收入建立在比较稳定可靠的基础上，从而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剥削。总结清代前期赋税征收管理的情况，可看出其具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税收中的民族压迫。清代前期，官员的设置，清贵族多于汉族，全国的税收征管大权，主要掌握在满贵族手中，汉族地主、官吏处于从属地位；而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汉族人民身上。入关初的圈地运动，直隶良田，多被圈占，所圈占的土地称旗地，不纳租，子孙世袭，不准卖给汉人（后来也有卖出的），只可以租与佃农。可见，清初的赋税负担，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性质。
第二，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清初沿用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即把部分丁银摊向地亩征派，但不彻底，弊端较多。康熙年间，实行赋役制度改革，固定了丁银，宣布以后滋生人丁不加赋，其后又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最后完成了赋役合一的改革。在田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消费税发达。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系统也就发达起来。有盐税、关税、茶税、酒税、当税等，税目比以前历代多，税额也逐步增大。
第四，加派苛重。清前期的赋税，正税规定较轻，但加派勒索苛重。康熙十九年，给事中许丞宣在《赋差关税四弊疏》中指出：“农有田则有赋，有赋则有差；商贾有货，则设关以稽之，立税以敛之，……而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可见额外征收沉重。
吏治腐败，是农民负担重的又一原因，清前期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