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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状况的发展。而所有这些册籍，形成强有力的网络，牢牢地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这是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二、明初的赋役制度
朱元璋在称吴王时，曾沿用宋朝的两税法，赋税十取其一，役则计田出夫。明王朝建立之后，遂定赋役法，以黄册为准，按田征赋，按丁征役。
（一）明实的田赋
明初田赋仍沿袭两税法，即按赋役黄册所载之田，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交纳；输纳日期，夏税不得过八月，秋税不得过次年二月（有时为当年十二月）。
明朝田赋征收的品种，夏秋为米、大小麦，秋税为米，而丝、麻、棉为两税的附加。明朝田赋在征收时，往往将米、麦、丝、麻、棉、绢及麻棉布折成国家需要的物资交纳，于是米、麦、丝、麻、棉、绢、麻棉市为本色，所折之物为折色，如本色米麦折成金、银、钞；棉苎折米、麦，麻布折米、麦等等。折征按一定比率进行。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米。”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矛盾。一般说来，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达二三石。而浙东之地，田赋极轻的现象也存在。“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亩税一升。”这个税已较一般民田田赋少二升三合五勺，但“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征其半。”刘基是朱元璋的得力谋臣，所以，朱元璋对他家乡特别优免，每亩田赋只有零点五升。
明初的田赋，一度也曾由郡县吏督收。而太祖以郡县吏侵渔百姓，于是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实行粮长收解制度。即里甲催征，税户交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征收之制，使百姓不受胥吏的盘剥侵渔，于民于国皆有利。但粮长充任既久，亦不免贪污不法。他们“习于横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所折收金银役者，每石征二三者，有准折子女畜产者，任意费用，或纵恣酒色，或辗转贩贸，营私有余，输官不足，稽其递年税粮，完者无几。”因此，粮长征收制度也废置不常。
（二）明实的徭役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役法。其法，田一顷由丁夫一人，不足一顷者，以其它土地补足，称“均工夫”。并在局部地区编制均工夫图。每年农闲时，应役者赴京供役三十日而归。用多丁少者以佃户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以供服役之资。“均工夫”徭役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役法。俟赋役黄册编成后，系依赋役黄册所载，按丁出役。明代规定，年十六岁为成丁，开始服役，六十岁始免。
里甲之役以户计，每年由里长一人和甲着一人应役，十年之中里长、甲首皆轮流一次；值役称当年，按次轮流称排年，十年清查一次，重新按丁口、资产增减情况编排里甲顺序。里甲之役主要负责一里税粮的督催，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等。充里甲之役的人，必须有丁、有产，无丁、无产者只作带管而列于册后，为畸零，所以里甲之役虽以户计，实以丁、产为基础。
均徭之役以丁为主，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由里甲编造等第，均输徭役，故叫均役。均徭之役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主要有祗侯、禁子、弓兵、厨役、解户、库子、包脚夫等等。亲身股役的，称力差，由民户分别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费、柴薪等公用之物，称银差。以后力役常以银代输，于是银差范围日广。派役时一般以丁粮资产的厚薄即户等的高低为依据。户等高的充重役，户等低的充轻役。均徭的编审，一般与里甲编审的时间相同，即十年编审一次，也有五年、三年或二年编审一次者。
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1）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2）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3）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初的赋役较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明自英宗以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糜，宦官乘机把持朝政，如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等；他们与贵戚、贪官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贪污受贿，抢占民田，甚至殴杀百姓，擅改刑律，致使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课田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永乐年间人戾达二千万，迄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仅剩九百余万，减少一半有余。
在赋役册籍方面，进入明中期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从田赋方面看：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官田变民田，民田负官田之税；产去税存，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田赋的征解，弊端百出，粮长征解制度渐趋破坏，致有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包纳者；以富欺贫，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倍受苛扰。从徭役方面看：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而国家财政支出却年逐年增加，以致“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便广开聚敛之门，苟征杂敛不断增加。宣宗宣德时，已经将永不起科的额外垦荒田，依例课税。英宗时，以米麦折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拨入皇帝控制的内承运库，原称折粮银，后通称“金花银”，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折征比例改为一石折银一两，这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庞大的开支，于是“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算税契、折民壮、提偏均役、推广事例兴焉。”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初行田赋加派，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江南征“额外提偏”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余万两。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苛敛、污吏的贪暴、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化，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的，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应天巡抚欧阳锋在履亩丈田，划定等别的基础上，实行“征一法”，即将一切应征的粮米，皆计亩均输，并以田定每年之役。此后又有细银法、一串铃法等办法实施。神宗万历初年，张成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主实行一条鞭法。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