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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对于王侯、官吏和地主的受田，给予特别的优待，规定最高官吏可受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外官还给公廨田。同时还规定王侯、官吏和地主可蓄养一定数额的奴婢，以增加他们的受田额。
隋代通过均田，把政府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使流民和土地重新结合到一起，这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隋代均田制所规定的受田数额，只不过是一个受田的最高限额，因为国家不可能真正按照这个最高限额授田，均田农民普遍受田不足。而隋王朝在给官僚地主授田时，则给予特别的优待，官吏的官阶越高，受田越多。最高的官吏受田要比一般农民的受田额高二百倍。所以，隋代的均田制是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的，用于分配的土地，都是政府所掌握的荒地和公田，原来官僚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依然归他们私有，他们凭借着享有的特权广占土地，依靠他们的地位和权势，继续兼并农民土地。这是封建土地制度的痼疾。
2唐代均田制的内容：
经过隋末的战乱，唐初社会经济凋敝，武德年间，全国户口不满三百万户，只为隋朝盛时九百万户的三分之一。唐初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来源，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了新的均田令。“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会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综合唐代均田令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
（1）以步（五尺）作单位，丈量全国的土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
（2）男子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帐，三年造一次户籍。
（3）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和残废的人授人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给口分田三十亩。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是作为户主的，授给永业田二十亩。
（4）授田足额的地方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只授给规定量的一半。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受田。
（5）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不再收还。
（6）百姓家贫无法埋葬死去的亲属的及流徙出乡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的，并许出卖口分田；土地出卖后，不再受田。土地不足的，可以买入，但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的限额。田地的买卖必须经官府批准。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7）授给老百姓的园宅地，良人三口给一亩；奴婢五人给一亩，但不分给永业田和口分田。（8）对于工商业者，永业、口分田减半分给，但在狭乡的，不予分配。
（9）田地的收授，于每年十月进行。授田时，贫者和有课役者优先授给。死者的口分田由国家收回，以授给无田的人。授田原则上在本县界内，但狭乡授田不足时，可在以邻县的宽乡授给。 以上是唐代均田令中有关平民授田的办法。对于王侯官僚地主则有另外的具体规定，他们享有优惠的待遇，可以占有和分配大量的土地，可分得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勋田和赏赐田等等。
（1）对有爵位的贵族和耻品以上的官吏，可以按照品级授给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对立有战功曾受勋位的人，可以按照勋级，授给勋田六十亩至三十顷。
（2）在职官吏，按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受给八十亩至十二顷的职分田，离职时，要把职分田移交给下一任的官吏。
（3）王公官僚地主的永业田、勋田和赏赐田可以买卖。
（4）内外各官署衙门分配有公廨田，多者四十顷，少者八十亩，用所收入的地租，作为办公费用或官署的其它开支。
（5）府兵的官兵，为国战死，子孙不退田；本人受伤及残废者，终身不退田。
唐代的均田制同以前朝代的均田制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授田数量上的变化。唐代均田制所规定的授田数量，指的是应授田的数额，也就是最高限额。按照唐朝的规定，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田土多的地方，只要经政府批准就可以多占田地。
第二，授田对象上的变化。唐代对于一般平民授田，以丁男为主，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都不授田，这是旨在于充分发挥农业劳动的作用。此外，规定僧尼、道士、女冠及宽乡的工商业者均可授田。在官吏授田方面，自一品至九品都可以授田。授田面大为扩大。
第三，对于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了。这一方面照顾了贫困农民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标志了大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加剧，均田制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至于取消对奴婢和耕牛授田的规定，以及禁止豪强地主在狭乡占田过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的兼并。
唐代均田制，既照顾了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又使一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对于土地的占有起到了限制和调节作用。均田制施行后，使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国家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唐代国家财政的丰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二、隋唐的户籍制度
为了保证国家的劳动人手，进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发，巩固自己的政权，隋、唐统治者一开始就注重户口的检括。开皇五年，“高祖令州县大索税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文帝采用检举揭发的办法，令大功以下的血亲都必须分居，各立户头，户口不实的，保长、里正、党正都要发配远方。通过这次检报，户籍簿上有四十万多人，查实为壮丁，有一百六十多万人新编入户籍。这一办法，虽然对防止隐漏有好处，但高 （宰相）认为：“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平分秋色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篇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就是说，长吏肆情，户等划分不实，是搜括户口的严重障碍，他建议实行“输籍定样”法，即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布到各州去，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成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叫“输籍之法”。此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为隋代的富强奠定了基础。
唐代同样存在户口的隐匿问题。唐太宗、唐高宗对此均十分关切，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殷实”的问题。关于户口隐漏问题，在武则天当政时已逐渐严重起来，当时陈子昂上书说：“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到唐玄宗时，仍然存在“户口岁增，而赋税不益，莫不转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薮，或奸吏为了囊橐，逋亡岁积，流蠹日滋。”为了把浮游或隐匿人口争夺过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以负担赋役，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八月，采用“团貌”办法，令“诸户口计年将人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状，以为定簿。一定之后，不得更貌。”对隐匿户口、诳报年龄、私度入道以及不按期纳租调、股徭役的人，要处予�